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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对‘生’與‘死’的不同认识, 生死观可分为‘自在’(an sich)生死观､ ‘自为’(für sich)生死观和‘自在自为’(an und für sich)生死观｡ 生死观的区别就造成对‘死’的不同态度, 如永生追求型､ 现世享受型､ 死而不朽型和造化顺应型｡ 根据它们来研究诗经､ 古诗十九首､ 陶渊明的诗, 就会发现各種各样的生死观｡《诗经》里的作品对‘生’的关心远胜于对‘死’的关心, 又以‘自在’生死观为主, 因而对待‘死’的文学态度不太明显｡ ‘自为’生死观和现世享受型态度只在少数作品當中可见其苗头｡古诗十九首比《诗经》更积極地表现出生死观｡ 其十一表现出死而不朽型态度和‘自在自为’生死观的苗头, 而除此之外的其他五首诗都吟咏着‘自为’生死观和现世享受型态度｡陶渊明是比任何人更加认真､ 激烈地探讨生死问题的作家｡ 尤其<形影神>三首表现出, 他超越‘自为’生死观和对‘死’的幾種态度而达到‘自在自为’生死观和造化顺应型态度的过程｡总而言之, 从《诗经》､ 古诗十九首到陶渊明的诗, 生死问题在作品里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生死观和对‘死’的态度也越来越成熟了｡ 我们不能确定到底是生死观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还是诗歌的发展造成了生死观的成熟｡ 不过, 陶渊明对‘生死’的思考和实践确实在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的背後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ancient Chinese soccer culture from Song(960-1276) to Ming(1368-1644). Soccer game was called by cuju(蹴鞠) in the traditional China, which was selected in 2006 a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y a government-related organization. This article is an attempt to analyze various cultural and social contexts of ancient Chinese soccer game leaping over the understanding to consider it as a simple game. Here I especially focus on women's soccer reproduced in literature such as Chinese classic poetry, drama, novel. Soccer, in other words cuju beca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game in Song's society from emperor to all the people. Soccer culture in Song showed a tendency to be commercial and professional in various aspects. Customer c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hoose soccer ball of various quality according to their own use purpose. The organization constituted of professional soccer players appeared such as qiyunshe(齊雲社). Also, soccer books were published, which dealt with the expert knowledge of soccer. Women's soccer became more prevalent with the public popularity and interest. The description of women's soccer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cer culture reproduced in literature. Though soccer game always was popular among men in traditional China, and was played especially on the Haishi Day and the Qingming Festival. Women's soccer had the peculiarity of an artistic performance at a banquet after Song, just like kinds of songs and dances. Women's soccer gradually existed as a kind of performance at a brothel, distinctly during Yuan and Ming. Customer at a brothel had a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a player and prostitute after enjoying the performance of women's soccer. In relation to this circumstances, the description of women's soccer in Yuan drama and Ming novel showed the decadent mood and trend of eroticism to induce erotic stimulation. I think that women's soccer in those days existed as a kind of amusement at private and closed places without occupying a open and social position, and this phenomenon was connected with the spread of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decline of soccer's popularity. Above-mentioned qiyunshe was concerned with women's soccer. In the traditional China qiyunshe played several important roles of the propagation of soccer culture and value, the improvement of kicking skills, the diffusion of field rules etc.

本论文以晚清女性英雄传记为主要考察对象, 探讨“晚清”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现代民族话语與女性话语之间的雙重或多重耦合关系｡ 在晚清现代性话语试图建構现代民族国家身份的努力中, 女性启蒙是其中的重要推动因素｡ 可是, 在现代性主流话语中可视化的女性, 却借主流话语合法地要求女性群體的权利, 故而, 20世纪初中国“民族”與“女性”话语彼此借重､ 纠缠在一起｡ 这種晚清民族與女性之间的多重耦合关系, 很难以“民族压倒女性”的单一框架来阐释｡ 基于此, 笔者通过将晚清女性传记叙事放置於晚清英雄传记叙事的演变脉络中, 旨在探讨晚清中国女性传记叙事與国民/民族想象之间的復杂关系｡ 首先考察晚清对西方女性传记的筛选､ 翻译的方式, 揭示晚清西方女性传记书写, 與其原著日本的女性传记书写不同, 它不仅倾向于社会伟人, 而且非常强调女傑的“爱国”與“女权”的特徵｡ 20世纪初出现的西方女性传记, 主要以在教育､ 医疗､ 宗教､ 慈善等社会领域中做出显着贡献的社会伟人为中心, 以完成在晚清现代英雄书写演变脉络中从政治英雄到社会伟人的转向｡ 诸多社会伟人的形象, 为国民想象的形成提供新鲜的典範｡ 而且, 笔者试图把晚清西方女性传记书写所建構的“爱国”與“女权”的特征, 在晚清脉络上具體化和历史化｡ 最後, 主要讨论中国女军人传與民族想象的关系｡ 20世纪初以诸多女报为中心, 以“女军人”的名义发掘了中国传统女将, 比如花木兰､ 梁红玉､ 秦良玉等, 把她们塑造成“民族英雄”｡ 这種作为“民族英雄”的中国女将, 根源于作为晚清革命思想的排满民族主义, 藉此来建構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英雄和民族历史｡ 但在这種女军人传记书写中, 从秦良玉作为異族的種族身份被抹掉, 或者清朝的汉族女将的種族意识被格外强调, 这種叙事策略要缝合以特定種族汉族为中心建構现代民族英雄所包含的矛盾和困擾｡ 另外, 晚清女军人传记书写, 将怠慢的男性作为陪衬, 女军人的英雄面貌更加强化, 表现出试图动摇晚清性别等級的二元对立｡

汪晖的现代性反省是经过八十年代思想运动的挫折而重新探索新思想的重要策略｡ 本文是要阐明汪晖的现代性反省是在对西欧现代性话语的批评性阅读下进行了对中国八十年代思想界共有的认识框架的批评和克服｡ 在《韦伯與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上, 他说, 韦伯阐释新教與资本主义产生的关系, 可韦伯把欧洲历史當成一般历史｡ 因此, 韦伯虽然阐释非西方文明與理性化的关系, 但是他的这些研究只能阐释出非西方文明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过程｡ 这種说明是韦伯的研究动機和方法论的必然结果｡ 汪晖點出韦伯研究框架的有限性, 也要求探索什麼是产生中国资本主义的中国文化同一性这个问题｡ 在《“科学主义”與社会理论的幾個问题》 上, 他批评作为科学主义理论创始者哈耶克的见解｡ 哈耶克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尽管有洞察, 可他还是在自然/社会二元论上展开思想｡ 他还使用把认识论直接转化为社会研究的方法论, 在他的思想體系裏, 认识论上的個人/集团, 竞争/计划二元论转引到对自由主义與社会主义的评價上｡ 这是哈耶克理论的错误, 以後这种方法论却逐渐形成一種科学主义理论模式, 而且是廣泛地被接受的｡ 汪晖主张社会主义批评是要从具體历史研究里进行, 不要从认识论推出的｡ 在《科技作为世界構造和合理性知识》 上, 汪晖介绍“科学不只是工具, 它已经是国家理性的源泉, 也是现代社会合理性知识”这種西欧理论｡ 他充分承认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上的地位｡ 这些对西欧现代性话语的批评性阅读使得汪晖解脱在文革否定的基础上形成的八十年代思想框架, 也提供探索在世界體系下进行的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新认识框架｡

现存韩的唐宋八大家的詩文集版本可以分为如下三種: 第一, 从中国传朝鲜的中国本; 第二, 朝鲜重刊的朝鲜本; 第三, 朝鲜人编定的朝鲜本. 其实唐宋八大家的詩文集版本传入朝鲜之前, 早在高丽朝已经通行, 至于出现高丽刊唐宋八大家的詩文集, 比如 《韓昌黎集》､ 《東坡文集》 等等. 朝鲜仍然关注中国文学作品, 力求输入中国詩文集, 其中唐宋八大家的詩文集经常包括在内. 朝鲜重刊的朝鲜本唐宋八大家的詩文集版本数量不少, 其中有一些金属活字本以中国宋元版本为底本而成书, 例如 《增刊校正王壯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 《王荊文公詩集》 等等, 保存着宋元版本的痕跡, 因而具有比较高的学术價值. 这些金属活字本成为後来朝鲜本的模范, 被地方官俯刊成木版本, 以便廣泛普及唐宋八大家的詩文集. 朝鲜人编定的朝鲜本唐宋八大家的詩文集很有特點, 即大多是文选集. 因为朝鲜人愿意更容易学习唐宋八大家的文章精髓, 所以自然而然出现了更多的文选集. 另外, 朝鲜人愿望彻底学习唐宋八大家, 就问世了溶入幾種注释书的朝鲜本, 例如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唐柳先生集》 斟酌了幾種有关注释书, 从而编成内容比较完整的朝鲜本唐宋八大家的詩文集. 我们根据上述情况, 可以归纳出这些存韩唐宋八大家的詩文集版本流通的特點如下: 第一, 朝鲜金属活字本唐宋八大家的詩文集版本既是一種善本, 因而被反復重刊, 成为朝鲜本的主要版本. 因为朝鲜出版文化由于中央機構, 中央機构刊行的朝鲜金属活字本具有一些权威性, 甚至容易独占学术､ 文学方面的先导性位置. 例如, 朝鲜本苏轼的詩集大多是 《增刊校正王壯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 而其他的詩集仅有两三種. 第二, 朝鲜本唐宋八大家的文选集主要收录各家文章的特长, 比如韩愈的文选集偏重于碑志文, 苏轼的文选集偏向于诗歌等等, 从而可以看见朝鲜人喜欢哪位作家的哪種文體. 第三, 《唐宋八大家文抄》 对朝鲜的文学與学术思想影响巨大, 至于在朝鲜内形成了追求古文的写作方法和文学思想的唐宋派. 尤其是朝鲜正祖亲自编撰 《唐宋八子百選》 并实行“文體反正”的文化政策以後, 朝鲜文人一律趋向于学习唐宋古文, 直到朝鲜末期. 第四, 现存韩国的唐宋八大家的詩文集中有许多的明清版本, 显示着朝鲜积極输入明清朝新出的唐宋八大家詩文集的情况. 随着学习时文的需求, 明清时期正好出现了很多的古文写作教材. 据调査, 现存韩国的中国本唐宋八大家的文选集也有十幾種. 这些韩国所藏中国本唐宋八大家文选集显示着唐宋八大家古文盛行在兩国的情况.

The focus in this paper lies in the link between the Hŭmŭm sinsŏ published by the Confucian jurist Chŏng Yagyong(1762-1836) in the late Chosŏn period and the Ming gong'an collection Lianming gong'an produced by the late Ming publisher Yu Xiangdou. It seems surprising that the author of the Hŭmŭm sinsŏ showed much interest in such a Chinese crime story collection published in commercial edition, and even introduced 19 stories of the collection in his book specializing in law and legal cases. However, I think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ŭmŭm sinsŏ and the gong'an collection illustrates what Confucian legal culture was like. It seems remarkable that the use of gong'an stories as law cases in the Hŭmŭm sinsŏ illustrates a thin line between law and literature, between gong'an as legal writing and gong'an as crime fiction. In particular, the author never hesitated to include fantastic cases solved by supernatural power in his book, even though he was clearly aware that they were fictitious. I found the reason from the fact that Confucian justice recognized the close link between law and rhetoric, between law and literature. Legal writing in the traditional justice system in which Confucian morality played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as a standard of legal reasoning and judgement than legal statutes did not mean the full description of “facts,” but a kind of “careful yet literary” reconstruction of “truth.” Legal storytelling aimed at persuading the audience including the judge by means of rhetoric and literary trope. In that sense, “thinking with cases” seemed inevitable in the Confucian justice system which centered on both circumstances and principle, that is, qing and li, rather than solely on law.

辛島驍和申彦俊于1933年1月和5月分别拜访过魯迅, 魯迅讲给他们听的也大致相同｡ 其内容都是批判民族主义文艺､ 拥护左翼文艺｡ 另外更有趣的是他们对魯迅住处的描写也近乎一致｡ 辛島驍把魯迅的住处稱之为 “隱家”, 申彦俊也把魯迅的住处稱之为 “来到魯迅隐居的房子”｡ 辛島驍和申彦俊都对魯迅的隐居进行述说, 为的是想强调他们與魯迅的相见是在極度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 申彦俊和辛島驍幾乎在同一個时期拜访过魯迅, 并且魯迅與他们之间交谈的内容也幾乎相同, 那他们塑造出来的魯迅的形象会是怎样? 进一步说应如何评价他们與魯迅的相见? 申彦俊对中国民众的力量持乐观态度, 因此能够把握到中国情势会是無产阶级势力占思想界的主流｡ 申彦俊根据这一认识, 想把“左翼方面”的魯迅突出为無产阶级作家, 敬告给韩国读者的｡ 申彦俊和魯迅的相见, 足以體现出了當时参加韩国独立运动的申彦俊对魯迅的了解以及反映出了當时韩国人对魯迅所具有的期待, 因此可以说它的意义無比重大｡ 辛島驍在朝鮮发表的有关中國新文學的文章大低是他在北京和上海见到魯迅以後, 通过和魯迅的交谈对所了解到的中国的文坛情况弄清之後写出来的｡ 因此可以说辛島驍对中国新文艺的理解是通过魯迅实现的, 他从魯迅那里直接廳取了中国文坛的情况, 因此才能够活生生地把中国新文艺介绍出来｡ 勿庸置疑, 魯迅與辛島驍的交流是在日本全面侵略中國之际, 因此在中日雙方民间性质的知识人之间交流上来讲是值得注目的｡ 但是如若确认辛島驍1933年1月拜访魯迅回到朝鲜之後, 在任京城帝國大學敎授期间, 逐渐参與“朝鮮文人協會”的缔结, 大力宣传日本的“國策”之活动的话, “进步文学的交流”这種说法就有失妥當｡ 以後为了正确地评价辛島驍拜访魯迅, 有必要充分地认清辛島驍大力宣传日本的“國策”以及他在朝鲜的活动和其思想倾向｡

古代中國人把有關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故事總集稱爲‘類書’. 中國正式編纂類書, 從三國魏文帝曹丕勅令編纂 《皇覽》 開始, 但是大部分亡佚, 現存類書中最早的就是 《北堂書鈔》 《藝文類聚》 《初學記》. 以後經過宋明淸, 出現了很多類書. 其中 《山堂肆考》 是明代彭大翼私下編纂的類書. 彭大翼個人地綜合以前的多種類書, 所以該書里在記述上有些錯誤. 此論文爲了發現和修正這些錯誤, 分成由於字形類似的錯誤, 由於錯視現象的錯誤, 由於著者無知的錯誤, 由於脫字衍字的錯誤, 和原典本身的錯誤等等幾個項目, 來進行論議了. 總而言之, 讀者需要豫想某些類書里會有多種錯誤, 用與其他類書和原典比較､ 校勘的方式來讀書.

本文在语言类型学理论背景下, 对汉语名词短语的语序类型进行了统计分析｡ 现代汉语的名词修饰语成分在核心的左边, 核心在右边, 即[(领属语, 关系从句)+指示代词+数量词+非谓形容词+名词], 有时指示成分可以放在关系从句的前面｡ 汉语名词短语属于Head-Final类型, 与此相比, 汉语的动词短语属于Head-Initial类型, 核心动词放在左边｡ 这就违背了Greenberg所提出的语序普遍性｡ 汉语的名词短语语序具有一个特点, 修饰语成分都放在核心的左边, 与典型的SVO语言不一样｡ 本文利用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WALS)(2011)的语言数据, 分析了1000多种语言的名词短语语序类型, 从中考察了汉语名词短语所具有的特点｡ 另外, 本文主要参考了Greenberg(1963)､ Dik(1978)､ Hawkins(2004)､ Rijkhoff(2004)､ Dryer(2005), 刘丹青(2005)､ 陆丙甫(2005)､ 唐正大(2007)的观点｡ 大量语言统计结果表现出语序类型之间的共性｡ 这些语序共性背后存在一系列原则｡ 本文在语言类型学家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尽可能少而简化的原则｡ 通过跨语言研究, 我们发现SVO和SOV语言中名词修饰语前置和后置分布不均匀, 求其原因, 就在于核心成分的处理方式不一样｡ 本文所提出的三种语序排序原则为有“最早直接成分”(Early Immediate Constituent, Hawkins 1994)原则､ 复杂性增加原则(LIPOC, Dik1989)､ 核心成分紧靠性原则(Head Proximity Principle, Rijkhoff 2004)｡

我们把现代汉语中名词与“一”结合的结构分为“一1+N1+X1”(如：一杯水)和“一2+N2+X2”(如：一地水)｡ 大部分的研究者在探讨这一结构时多在“一1”表达数的含义, “一2”表达“满”的含义的前提下对“N1”和“N2”的语义特征进行了分析｡ 但我们发现“N2”在符合语义特征的条件下仍然有很多不合法的句子产生, 而且在语料库中可以找到很多“一2”与“满”共用或者两者无法替换的语言现象｡ 这说明“一2”与“满”存在互不相同的语义功能｡ 本文试图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探寻形式相似的两个结构中的“一”在语义特征上是否有相似点｡ 结果发现虽然“一1+N1+X1”表达的是个体量, “一2+N2+X2”表达的是整体量, 但是“一”在两个结构中都承担着量化的语义功能｡ “一1”是对个体的量化, “一2”是对整体范围的测定｡ 因为量化的对象和量化的方式都不一样, 因此“一1”与“一2”在结构中所表现出来的语义也有一定的差异｡ 这种差异来自人们在把握客观事物时的观察角度, 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事物的边界时, “一”表达的是个体的数量；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因具有同质性而能形成一个整体的构成成员时, “一”表达的是整体的量｡ 在我们确定构成成员是否能形成一个整体的过程中, 由于视线的发散会在知觉上产生强密度的感觉, 因此“一2”还会衍生出“满”的语义特征｡

本文主要描述若干繁體與簡體之爭(簡稱‘繁簡之爭’)問題, 包括繁簡之爭之語言史的背景與繁簡之爭之過程, 通過對于兩方的論點的分析來提交對繁簡之爭的新觀點｡漢字的繁體與簡體之爭由來已久｡ 从1892年‘切音文字’开始, 清末20多年来一共有28種新文字的提案, 其中部分的文字當时实际被使用过｡ 但, 近代中国的文字改革运动, 就是废止汉字而使用表音为主的全新文字的运动, 最终以失败拉下了帷幕｡ 由1956年國務院正式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以來, ‘繁簡之爭’從未停止過｡ 近年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兩度出現恢復繁體字的呼聲, 繁簡之爭再度成爲中國語言生活中的一大熱點, 備受世人關注｡ 通過激烈交鋒和觀衆評議, 大家形成了對繁簡字比較客觀和中肯的看法｡ 语言文字会对一個社会､ 文化产生根本的影响, 并在某種程度上规定社会或者文化｡ 但是, 语言也好, 文字也好, 本质上只是一种制度和工具｡ 语言和文字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即便再大也改变不了它们是制度和工具的事实｡ ‘繁簡之爭’实事求是证明了这個看似平常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