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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合是人生之常事, 惜別是社會之常情, 故送別詩, 在中國古詩裏, 占有很大的比例. 一般認爲, 代表送別的意象是“柳”與“酒”. 我們不能否認, 在古代送別時喜折取柳條贈與離人以寓托別情, 餞別時以酒爲不可或缺之物. 但是, 如限制送別詩的形式在七律的範圍, “柳”與“酒”仍是顯得最常見的意象嗎? 筆者以在689首詩篇使用的2,783個詞爲對象, 探究了唐代七律送別詩裏出現頻率最高的詩語, 而按頻率位次排列頭一百個. 2,783個詞的平均出現頻率是14次, 而頭一百個詞的平均出現頻率是131次, 幾乎達到平均頻率的十倍. 這些常用詩語, 按功能可以分爲七個種類. 一是送別的主體或對象, 例如“人”、“君”、“客”; 二是時間詞, 例如“日”、“年”、“春”; 三是空間詞(或景物), 例如“山”、“雲”、“風”; 四是名詞, 例如“馬”、“書”、“家”; 五是動詞, 例如“去”、“歸”、“行”; 六是形容詞, 例如“一”、“多”、“白”; 七是其他詞語, 例如“不”、“應”、“上”. 我們値得注意, 以上的詩語當中, “君”、“別”、“去”、“行”、“歸”、“應”、“山”、“路”、“江”、“到”等一些字, 比其在一般的唐代七律使用頻率更高. 每一個字都有一定的理由, 例看“山”、“路”這兩個詞語. 唐人出門, 多行陸路, 陸路又不少是傍山, 這就是“山”和“路”在送別詩里較多出現的客觀原因. 如果說七律的四個聯成爲“起承轉合”的結構, 那麽這些常用詩語的使用頻率, 在七律的布局上顯出什麽樣的特徵? 大致如下: 首聯起到點題的作用, 故“東”、“南”等指示方向的詞語較多出現. 承聯是接着起聯寫下去的, 在送別七律裏主要提及具體的情況, 整個種類的詞語都廣範地使用. 轉聯是筆鋒一轉的地方, 在送別七律裏, 大體由敍事轉到寫景, 故“樹”、“草”、“雪”、“雨”等空間(或景物)詞語出現得很多. 送別七律的結聯主要表現向對象的安慰或囑附, 故“莫”、“應”等其他詞語的比重相當高. 總之, 唐代送別七律的常用詩語, 只看它被“常用”這一點, 容易想到一種消極的方面. 就是說, 它可以使詩篇陳舊而平淡無奇. 但分析實際作品, 可見這些常用詩語, 對詩篇具有形象性, 而獲得送別詩應有的情感, 起了更大的作用.

則天武后是唐朝唯一的女皇帝, 也是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女皇帝. 中國封建社會延續了兩千多年, 男尊女卑的封建觀念始終統治着人們的思想, 但則天武后作爲一個皇后, 却能突破封建傳統的束縛, 建立瞭强有力的專制統治, 倂推動瞭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通過考察則天武后的統治行蹟, 我們能發現她就是一個具有强烈自卑感的人物. 她的自卑感表現出爲缺乏自信和盲信民間迷信的傾向. 她崇佛、重道、篤信神灵、迷信祥瑞、又看重文字的力量, 且動輒將政敵改姓. 缺乏自信的另一种表現是年号的頻繁變更. 在她之前的唐太宗統治23年只用了1个年号; 在她之后的唐玄宗, 統治44年用了3个年号, 平均每个年号用14.7年; 而武則天涉政、執政的50年中, 竟用了32个年号, 平均每个年号僅用1.5年. 如此頻繁的更換年号,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中非常罕見. 年号也是帝王意志的体現, 是某种象征与祈求的表示. 年号的頻繁變動, 表面上看, 是則天武后迷信的表現, 實質上是她內心极度空虛雜亂、缺乏自信的反映, 希望通過變換年号使心理上得到某种寄托和安慰. 古代中國人都認爲自己的姓名就是自己存在的表現符号. 所以則天武后用不吉的文字將自己的政敵改姓改名的行爲, 是一种非常恐怖的詛咒方式. 他這么盲信文字的神秘力量, 說明他的內心缺乏自信, 所以需要靠迷信爲自己壯胆、鼓起自己的勇气. 但要注意的是, 雖然則天武后的這种崇拜文字現象尤爲突出, 古代中國的兩千年歷史來講, 這种崇拜文字、盲信祥瑞現象就是一直被發現的一个明顯的標志.

格調․神韻及性靈的三家詩說代表中國傳統詩歌有力的三種傾向, 所以這三家詩說雖然産生在淸代, 也堪稱爲中國三大詩說. 這三家詩說不同特點産生在各說所依靠的思想的不同. 格調說是以儒家思想爲主導思想, 神韻說就以道家思想爲依據, 性靈說可以說是陽明學的詩論化. 而陽明學在本質上離道家思想不遠, 所以神韻․性靈兩說是源同流異的兩家詩說. 神韻說看重道家思想貴自然的傾向, 而重視詩歌能够表現出情景交融的境界; 性靈說繼承道家思想重視自我的傾向, 而以詩歌能够表現出率眞的個性爲貴. 因爲三家詩說有這樣的思想背景, 格調說和神韻說之間存在着互補關係, 也神韻說和性靈說重點不同, 根本不必互相爭論. 但格調說和性靈說之間發生强烈的思想鬪爭. 格調說崇尙上古而性靈說反對復古, 格調說重形式而性靈說輕形式等等, 在幾乎所有的重要文學主張上都唱反調.

今天看來，《春秋》只是由一些短篇組成的年代記，可在過去，它却是具有特殊規範的'經'。誠然，《春秋》之所以成爲正典（經，canon）是由政治權力決定的，但其所持規範的具體內容與效力却是通過《公羊傳》與《左傳》而形成幷進一步具體化的。本論文探討的便是對《春秋》進行規範的《公羊傳》與《左傳》的闡釋體系。以往的硏究往往只偏重于分析顯現于《公羊傳》與《左傳》中的現象事實。可是，利用此種方法去分析《公羊傳》與《左傳》的闡釋體系未免過于牽强。因而筆者另辟蹊徑，在分析顯現于兩箇文本中的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的基礎之上，重構《公羊傳》與《左傳》的內在結構方法。本論文硏究槪况如下：在第二章中，筆者援引符號學原理來重構《公羊傳》與《左傳》的內部結構。第三章在第二章所分析內容的內在結構的基礎上，考察了《公羊傳》與《左傳》的現象性特征。第四章以闡釋學爲中心，考察了《公羊傳》與《左傳》的意義。綜上所述，筆者得出如下結論：其一，《春秋》的規範化首先通過《公羊傳》與《左傳》而形成，幷在權力的作用下最終完成。其二，在規範《春秋》的《公羊傳》與《左傳》的闡釋體系中，意指作用具備着核心功能。其三，《公羊傳》與《左傳》的闡釋方式爲中國的經典闡釋學和文本闡釋學提供了結構性原形。

The bibliographies of 《The Bibliography of Complete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ies》are composed of Chinese chronical academic trend and concrete classic books. To understand the 《The Bibliography of Complete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ies》, we are supposed to conceive the assortments and the functions of it, which include the Chinese classical academic thoughts inside. This article focused on the confucian bibliographies and explained the functions of bibliography such as revealing the origin of confucian school, discriminating the core of confucian school, discussing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of the schools, and judging goods and bads. At the end we can tell that the confucian bibliographies of 《The Bibliography of Complete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ies》were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al policies of Qing Dynasty, intended to make Cheng and Zhu's new confucianism more important and Qing Dynasty more stable.

基本上一切文學是有机結合“作家-作品-讀者”三个因素的文化体，其中小說這一類乃是最敏感于包括經濟條件和余閑、識字能力在一身的讀書階層。爲了考察小說樣式的形成和轉變，不但需要檢討作家的力量和作品本身的文學特性，而且必須考慮跟它相關的另一个因素 ― ‘市場’。可是大多旣成硏究好象一直忽視這种因素，片面夸張所謂作家力量和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感。至少在萌發階段，人們可能把創作小說認爲了一种又新又有望的事業。那么，我們当然可以猜透一般的市場原理決不能无關于小說這一种商品的諸般形式以及广告戰略。根据這樣的理解，筆者要把小說看做“作家-作品-讀者”有机体系上的一个文化因素，進行考察。但是，本稿的硏究范圍基本限于中國江南地區的几个城市 ― 特別是南京和蘇州。因爲在中國歷史上，至少從南宋到淸中叶，大多書坊一直集中于南京、蘇州、杭州、宁波等所謂江南地區的大城市。所以，本稿綜合性考察了這地區內刻書業的萌發和遷移、書商(書林)的活動情况、讀者階層(卽購書階層)的形成和演變等几个問題。總之，我們可以确認了那江南地區具有可以領導新文化潮流的充分條件。在那里，市民階層已具有了富裕的經濟條件和相当高的文化水平。他們爲了消閑解悶，積极買到了小說。但是， 因爲当時書价較高，所以能去書坊買書的老顧客必竟限于比較富貴的人和他的家人了。因此，当時不少小說生産者 ― 包括作家, 編訂人，評論家和書商在內 ― 也不得不考慮這些‘高級讀者’的要求而改變小說的質量。所以，大多話本小說和章回小說的文章脫胎換骨而稍帶‘文人化’傾向。而又美麗又典雅的文体和結构比以前更突出了。其結果，他們給朴素的民間文藝賦予了有点雅正的品格，終于成立了小說這一种又新又精彩的文學樣式。

本論文以明末江南地區讀書市場爲中心, 關於戱曲在讀書市場有着怎樣的意義, 其影響如何等問題進行了初步的考察。經歷了嘉靖年間刻書業方面劃時代性變化之後, 戱曲在明末江南讀書市場上備受歡迎。當時市民讀者(需要者)旣具有一定的購買力量和讀字能力, 正需要一種能够滿足他們的文化趣味的, 旣新鮮又有趣的理想讀物。與此同時, 對以創造商業利潤爲最大目的的書商(供給者)的來說, 戱曲出版上的盛況是通過他們以市民讀者爲主要對象的各式各樣的銷售策略, 如揷圖․評點․音釋․點板, 還有套印․花欄等才實現的。這樣, 市民讀者和書商之間的互動, 不僅帶來了明末江南讀書市場戱曲出版․流行上的盛況, 還推動一系列以“市民”․“通俗”爲主要話題的戱曲談論, 發展了包括其創作․批評․理論․演出在內的整體戱曲文化。

楊愼的哲學思想, 大可分爲宇宙本體論和性情論, 及格物論三個範疇, 本文對此進行深入分析及考察. 首先在宇宙本體論上, 楊愼先肯定周濂溪的「無極而太極」說, 但他的肯定是以老子的無極做爲理論根據, 來融和儒道兩家思想, 這與將無極看爲周濂溪的發明之朱熹大相徑庭. 非但如此, 楊愼對宇宙本體這一太極的內涵, 反對朱熹「太極卽理」之說, 而重提漢代流行的元氣說, 以此看做太極的具體內涵, 幷以老子的「玄牝」和莊子的「大塊」做爲有力的理論根據. 在性情論方面, 程朱理學認爲, 性出於價値本體理, 而情出於形而下的氣, 故將性作爲人的倫理道德本體, 而將情看爲人欲所由出的根源, 此乃實際上將性與情分開來的說法. 楊愼對此提出强烈的反對, 將≪易․文言≫「利貞者, 性情也」之說, 和莊子「性情不離」之論做爲有力的理論根據, 來宣揚性與情幷非對立物, 而是相輔相成的調和物, 幷以此爲據, 將人類的情感活動及現實的欲望追求由理的羈絆解放出來, 對明代後期浪漫思潮予以一定的影響. 在格物論上, 楊愼將「格」解爲門格窓格之格, 將「物」解爲物欲, 幷將認識客體的「物」大分爲正物和邪物, 認爲格物便是像「明旣不蔽而塵又不入」的窓格般, 將正物吸收在心裏, 而將邪物隔離於心之外. 這一格物說非但是楊愼的獨到之見, 而且借此補救「入於支離」的朱熹格物說與過度强調良心的悟性的陽明格物說.

諷刺小說《儒林外史》所采用的最特別的一种表現方式是“irony”（反諷）, 具体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爲惡的人沒有受到惩罰，卽惡无惡報，第二，對於行善意的人沒有關心, 弟三, 行善的人沒有得到報答，卽善无善報. 作者吳敬梓通過這樣的 irony（反諷）方式，反映了理想与現實相背离的情况.這樣的 irony（反諷）方式在叙述形態上是更進一步的，也因此，《儒林外史》的文學成就超越了同時代其他諸多小說.

本文從探討“許愼通過文字確立的世界觀是如何表現出來的?”這一問題出發，從不同角度論證許愼完成文字觀的個個旅程，試圖揭示其整體面貌. 爲了明確其文字觀的理論基礎，本文深入硏究分析了許愼創造‘字形’, ‘聲音’, ‘意義’相結合的文字理論過程，獲得了如下結論: 首先，許愼以‘道(太極)’的分化過程爲理論基礎, 說明了文字的生成過程. 其次，他把文字的發展和演變原理與相關關係的類比性擴充理論結合了起來. 關係論在≪易≫的‘咸’中也能找到，是當時盛行的理論之一, ‘感應論’. ≪說文≫中意義的相關關係就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了≪易․繫辭傳≫的二元論觀点. 再次，許愼以文字創生論和相關關係論爲基礎，分析了文字的字形,‘字音’, ‘字意’的結構，幷完成了貫穿整個文字體系的六書論. 這就是許愼能够將過去未曾整理好的文字構造理論加以明確的原因.

本文硏究了表現人的死亡的動詞。筆者爲了硏究古代漢語中有關‘死’的詞語, 査閱了≪爾雅≫和≪釋名≫; 爲了硏究現代漢語中有關‘死’的詞語, 査閱了≪應用漢語詞典≫、≪倒序現代漢語詞典≫等等。該論文按照現代韓國語中指人死亡的詞語分類法把所集搜到的詞語進行了分類，幷加以分析。在現代韓國語里，指人死亡的詞語分爲三种類型: 表示抽象意義的、表示來世觀的、表示身體的具體狀況的。 古代漢語中指人死亡的動詞≪爾雅․釋詁≫歸入最后一个條目。在此，‘死’是訓語, ‘崩’、‘薨’、‘無祿’、‘卒’、‘徂落’、‘殪’等都是被訓語。‘崩’、‘薨’、‘無祿’、‘卒’等表示故人的職位，‘無祿’、‘卒’等表示故人的長幼，‘徂落’表示"魂魄的移動"或"身體的變化"等, ‘殪’表示"死後的變化"。 古代漢語中指人死亡的動詞也列入≪釋名≫的最后一條≪釋喪制≫中。在≪釋名≫中有關‘死’的詞語如下: 死、不祿、卒、薨、崩、殪、徂落、殺、誅、溺、燒、弑、縊、雉、考、棄、斬、腰、轘、烹、掠、壽、夭、殤、考、妣、物故、尸, 這些詞主要是抽象意義的詞和表示身體的具體意義的詞。 現代漢語中‘死’是指人死亡的使用最普遍的詞。‘死’以外還有死亡、斃命，其中‘斃命’是貶義詞; ‘去世’、‘逝世’、‘過世’、‘棄世’、‘辭世’、‘謝世’、‘與世長辭’、‘永別’、‘離開’等表示‘離開人世’的意思; 由‘逝’構成的詞表示尊敬, ‘逝世’以外還有‘長逝’、‘仙逝’等; ‘圓寂’具有佛敎色彩; ‘去了’、‘走了’、‘過去了’、‘故去’等是取‘去’的意義表示人死亡; ‘亡故’、‘身故’、‘物故’、‘病故’、‘大故’等是取‘故’字的意義表示死亡,; ‘作古’則是由‘古’字而具有死亡之義; ‘病死’、‘病逝’、‘病死’、‘病故’、‘病亡’、‘氣死’、‘凍死’等表示死的原因; ‘弔死’, ‘扼死’, ‘掐死’, ‘絞死’都表示掐死; ‘處死’、‘槍斃’、‘槍決’、‘殊死’表示因受刑而死; ‘致死’不表示具體的原因; ‘尋死’、‘凶死’、‘自尋短見’、‘送死’、‘作死’、‘找死’表示自殺或自尋死路; ‘暴卒’表示死的時間; ‘客死’、‘溺死’、‘淹死’、‘瘐死’表示死的空間; ‘老了’、‘斷氣’、‘咽氣’、‘僵死’、‘梗死’、‘壞死’表示停止生命活動; ‘送葬’、‘火化’、‘火葬’等則表示葬禮的辦法。 通過上述考察,我們知道漢語中指人死亡的詞語主要包括"抽象意義的詞"和"表示身體狀況的具體意義的詞"。筆者認爲，分析漢語有關人的死亡的詞語是考察中國人生死觀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