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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文 經學에 관한 小考 - 글쓰기와 제도의 상관성 -
한국중국어문학회 중국문학 제50집 2007.02 pp.1-19
※ 원문제공기관과의 협약기간이 종료되어 열람이 제한될 수 있습니다.
本稿是为了答复经学写作是不是从属的、单方向的问题而写的。为此作了以下工作:第一,阐明了中国经学的基本性质。第二,考察了秦汉以后随着博士制度的成立经学演变为官学的过程,即官学化过程。第三,通过考察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经传的各自的继承过程,查明了二者的根本性区别。第四,从继承经学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和古文经学家刘欣的观点。经学写作同时具有消极意义和积极意义,我们应该更加深入了解和分析与权利勾结时作为从属经学的消极性和能够提供解释学理想和方法时的经学的积极性。
本論文從三種角度出發進行硏究. 其一是以文獻記載爲中而探討“詠竹”之於詠物ㆍ“畵竹”之於花鳥的問題, 其次是探究竹之藝術化的歷程和其文化蕴涵, 最後探索藝術作品中竹所象徵的人物類型. 其內容主要有: “詠竹”和“畵竹”之起源與展開過程大約與詠物和花鳥的發展歷史顯得一致, 正如淸人兪琰所說一樣, “六朝備其制, 唐人擅其美, 兩宋元明沿其傳.” 只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 墨竹的興起過程中“詠竹”起過的作用, 和墨竹藝術成就對于題畵詩的積極影響. 竹之藝術化的歷程就反映着中國古代審美意識的演變, 六朝“詠竹”開始透露審美萌芽, 唐宋則達到其發展和成熟階段, 元明淸則基本沿襲唐宋, 而其題畵的藝術成就却極爲超越. 再說, 六朝“詠竹”嫌“主于隸事”, 唐則“尙形容”, 宋則有“參議論”的趣勢. 藝術作品的竹往往反映着作者自己所嚮往的人物. 因此, 其所象徵就有三種類型: “君子”與“逸士”及“自由人”, “君子”屬于儒家的理想, 可以說來自<詩經ㆍ淇奧>, “逸士”屬于道家的理想, 來自“竹林七賢”, “自由人”則明淸市民意識的産物. 有此可見, “詠竹”與“畵竹”的問題不僅關係到中國美的歷程, 又關係到詩和繪畵的溝通.
司馬遷所撰的≪史記≫有五體構成。本紀 12篇、表 10篇、書 8篇、世家 30篇、列傳 70篇,凡 130篇。≪史記≫五體的構成是一個創造,自班固以來,歷代依仿,成爲中國傳統史學的主幹,稱爲紀傳體。史记不仅仅是客观的历史記錄。对于客观的历史事件,司马迁以自己的意见来解释。比如在本紀里介绍項羽的事迹、在世家里讲述孔子的形迹等的事实是主要列证。在他的历史記錄上,作家可以发明自己的意见,但是如果他用史书的形式的话,基本上作家的解释以历史事实为主。因此在〈滑稽列传〉里可以發現的历史上的种种错误常常予人口实。对严格的历史家来讲,这不能忽视的大问题,但有人不太重视这种错误,只是从这篇文章里取代教训而已。後者當中,有人将〈滑稽列传〉的意义发现于唐人的传记小说的先声。其实史记的最大的特征是生动有趣的描述。既然如此,他给與唐代传记小说的影响不算少。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滑稽列传〉的另一个意义。
按旣存硏究成果, 白居易詩有一介獨特的特徵: 社會性. 旣存大部分的硏究偏重這個特徵來解釋白詩, 不能把握白詩的全面貌. 還有堅持着社會性來進行硏究, 不能說明白詩占多的通俗性的詩篇. 那麽, 可能一以貫之說明白詩全面貌的說法是甚麽? 本文從這個問題來入手開始硏究白詩. 首先, 本文着眼于白居易的新進士人的身分, 獲得到一個槪念. 卽白居易詩的遊戱性. 然後得了通俗性和歌唱性. 當然, 以前的詩和其他人的詩也有這種面貌, 可是那個跟白詩的性格不一樣; 前詩大部分不能超越文人之間的遊戱的範疇, 可是白居易的詩接近民謠了. 他用民謠內容和形式來寫自己詩寫得非常豊富了. 可是這種說法也有一個缺點; 這個結論也不能把白詩的全部把握住, 還有一些說明不了的詩篇.
伍子胥 이야기의 전승, 변화 그리고 영향 - 元明淸 戱曲 작품을 중심으로 -
한국중국어문학회 중국문학 제50집 2007.02 pp.9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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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 他的形象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吸引了历代学者和文人的关注, 并在元明清时代的列国戏中出现了一系列有关伍子胥题材的戏曲作品。 本文从有关伍子胥题材的不少作品中, 选出最有代表性的伍員吹簫与楚昭公系列剧作、 臨潼鬪寶系列剧作、 昭關記系列剧作, 探索每种题材在相关作品中的嬗变, 以及同一故事在不同作品之间的差异, 它们的创作成就和在戏曲史上的地位。 对于元明清时代的列国戏与明清小说的密切关系简单地概括而强调了其重要性。 这些作品通过不同虚构成分展示了伍子胥一生的重要事迹, 歌颂了他的智、 勇、 忠、 孝、 节、 义, 伍子胥因此成为一个具有丰富思想文化内涵的艺术典型。
這篇論文通過各種梁祝故事有關的記錄, 要考察梁祝故事的變容. 梁祝故事基本上具有着“祝英臺的男裝求學”--“梁祝的同門修學”--“梁祝愛情的挫折”--“梁山伯的死亡和祝英臺的殉死”的情節, 還有“化蝶”和“還生”的母題添加. “化蝶”的母題隨着故事的空間從“上虞-會稽”轉移到“宜興-蘇州”出現, 而“還生”的母題集中出現在明淸代流行的說唱文學的文本. “化蝶”的母題最近仍是做爲“愛情的完成”被愛用, 而“還生”的母題却在二十世紀的文本里很少利用. 梁祝故事里的故事當初不過是將故事的神異性强調的設置, 可是漸漸發展爲將現實性和娛樂性增强的手段. 故事的人物也當初以梁祝兩個人爲中心, 具有點兒類型化的毛病, 但是隨着情節更複雜而事件更多樣, 人物的性格化也深刻了. 隨着事件的進行和人物性格的變化, 梁祝故事的葛藤結構也變爲社會結構的問題或階級、權力的問題. 有關梁祝故事的文本里面, 以一般大衆爲主要讀者的民間藝人的作品比以有文化的士君子爲讀者對象的正統文人的具有更豊富的內容. 這是因爲通俗的文學類型旣有很多的機會跟一般大衆的文學想像力, 又具有合適的形式可能消化這文學想像力.
本论文对≪聊斋志異≫中的公案小说进行了考察,其结果发现≪聊斋志異≫有下面幾個显著的特徵:首先,从表現手法上看, 其中包含的超现实性要素颇多. 这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有鬼神出场的,在全部作品中占據的比重并不大,在故事中所起的作用也有限. 即,虽然不是没有直接懲罰罪犯的情况,但大部分还是停留于辅助事件的解决或提供某种暗示,最终的处理还是借助官员之手. 鬼神的出现还成为引发读者好奇心的手段. 一是阴间成为讼事的空间. 这种情况,冥府象徵的是现实世界的官衙,或者描绘的是取代堕落的现实世界的理想乡. 其次,从叙事結構上看,大体上沿袭了传统公案小说的叙事方式. 不过,部分作品还採用了與今天推理小说相似的技法进行構思,表现出了崭新的面貌. 这既是激发读者好奇心的手段,同时也是展示最终审理案件的官员智慧的一種方法. 从形式上看,除了判词之外还有“異史氏曰”,这是其特别之处. 这两方面都是阐明作者同官司相关联的個人见解的有力手段. 只是判词作为公案小说的一部分,同作品有機地融为一体;而“異史氏曰”在外形上同正文遊離,可以更直接地体现作者個人的见解. 从内容上看,與其说蒲松龄关注的是官司本身的问题或者改革,不如说是将每個审理官司的官员的素质作为问题的焦点. 他对不能正確分辨是非、滥用刑罚的官员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和讽刺. 而相反,对认真审理案件、明智地解决难案或错案的官员则给予了赞扬. 作为官员所应具备的素质,他最重视的就是对民生的关注和爱民意识. 综上所述,≪聊斋志異≫不仅是在幻想小说方面,在讼事这种以现实问题为主要素材的公案小说方面,也取得了足以令人瞩目的成就.
≪亚细亚的孤儿≫是一部以台湾-日本-中国的亚细亚为背景把日据时期台湾人的苦难、 烦恼表现出的作品。 它涵盖的问题的深刻性就能牵涉到当今在台湾围绕台湾意识的统一派和台独派关注的问题。 可在笔者看来, 台湾两派都不注重作者吴浊流的精神探索而只重视作品中迎合自派主张的内容。 因此, 笔者参考作者的生涯和其他作品来把≪亚细亚的孤儿≫仔细地读, 要究明作者吴浊流写这部作品时的精神状态。 吴浊流写这部作品时, 他有很明确的历史使命感, 就是写小说当作历史现实的引证。 所以, 他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写了关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蛮横、 台湾皇民派人士的耻辱、 台湾知识分子的彷徨、 台湾人民的苦难等的坎坷历史事实。 还有, 他无意中在小说主人公‘胡太明‘背后把自己也意识不到的写小说当时内面精神状态暗藏起来, 作为批评家的我们可以透过胡太明来探索作者的深刻内面精神。 结果, 笔者的结论如下 第一、 他颂扬的是勇敢参加抗日运动的人。 第二、 可是, 因为参加抗日运动是否定自己是台湾人才可能的事业, 所以他还是犹疑动摇、 不全面认定台湾人应该隐瞒台湾人的身份参加抗日运动。 第三、 他还没找到台湾人应该走的正确的道路, 他可只把真实的台湾历史实实在在地告诉后代人。 第四、 虽然他还没找到台湾人应该走的正确的道路, 可他还告诉台湾人怎么找正确道路的方法原则。 他利用‘无花果‘、 ‘台湾连翘‘这两个象征, 向我们提出, 虽然我们还在没有明确的现实认识下, 可也向那两种树一样要充实、 随着个性来过下去, 再说, 应该依赖人民的慧眼、 坚强, 把希望寄在人民身上。
到目前为止学界把‘也’作为表‘判断’,表‘疑问、命令、感叹’,还有表‘主语与主题’的语气词来看。 至于这三种功能之间有什么关系还没能阐明。 再有表‘判断’的语气词其根本功能是什么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本论文为了理解‘判断’的本质,首先考察了什么是‘非判断’。 得出的结果是:‘非判断’是对象历史事实,人名说明,地理说明一样没有话者主观介入余地的叙述。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判断’不是对事实的客观叙述,而是介入主观性的叙述。 如此看来表‘判断’的语气词的功能就是象‘想、认为、觉得’一样的实词用语气的形式来表现。 根据本论文的研究结果,这种功能在表‘疑问、命令、感叹’时表‘主题’时也起着同样的作用。 所以‘也’不是根据句子形态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功能,也不是根据在句中的位置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功能,而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起着表‘判断’的语气词的功能。
本文主要對普通話“甚麼”的聲調進行研究,首先在朗讀語料中挑選包含“甚麼”一詞的句子,然后考察音高曲線的變化模式,最后判斷出“甚”的實際聲調是否符合其原來標注在詞典的調值。在普通話語音語料中獲得一百一十四個句子的音高數值,對此,用以時間歸一化和五度制的方法分析出其音高變化特征,而獲得了如下幾點結論:。 第一,若有一個句子就以“甚麼”一詞開始,或“甚麼”的前一個音節為第三聲,那麼/shen/的音高跟我們所知道的一樣可以說是第二聲,不過若“甚麼”的前一個音節的聲調為第三聲,那麼/shen/的聲調就變為第二聲,這是因為兩個第三聲在一起,就出現變調。 第二,若“甚麼”的前一個聲調不是第三聲,那麼其音高幾乎都是第三聲。 第三,在不同的聲調環境下,有一些/shen/的音高已經出現輕聲化的跡象。 研究結果顯示,/shenme/的表層聲調雖是第二聲,可是有可能它的基層聲調已經不是第二聲而是第三聲,或許它已經處在從第二聲到第三聲的變化過程之中。
《說文解字注》 재1편(上) '一'ㆍ'上'부 部屬字 번역
한국중국어문학회 중국문학 제50집 2007.02 pp.26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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