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rticle

T'ang dynasty was an era filled with vigorous energy. 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disturbances like An Lushan's Rebellion, however, it still had spiritual richness. Poets composed plenty of poems, while crisscrossing the entire country, and they can show their ability without any external restrictions that suppress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excellent senses of color in their poems illustrate these spiritual richness and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poets of T'ang dynasty were absorbed in writing modern style poems which the aesthetics of juxtaposition is regarded as a very important element. The color terms used in the juxtaposition were a point of contact between the sense of color and the regulated verses. In this paper, I examined those color terms in order to capture the essences of T'ang dynasty's regulated verses. The first investigation was focused on the location and types of which the color terms used frequently. Many examples were founded at the first character both in five-character verses and seven-character verses. T'ang poets combined two or more color terms in their poem, and achieved magnificent effects such as contrasts of similarity, brightness, and chroma. The second poin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sage of color terms. This includes the prefference of color terms and the influences of several major poets. I suggested three substantial preferred color terms, that is ‘Blue 靑’, ‘Yellow 黃’, ‘Red 紅’, besides structural prefferred color term ‘White 白’. The Three major poets like Li Bai 李白, Du Fu 杜甫, Bai Juyi 白居易 show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influences with regard to distinctive command of color terms. Finally, I presented some of the concrete examples that T'ang poets used the color terms in their poems aesthetically. They had an ability enough to arrange color terms chromatically, and to discover the beauty of color. They also attempted some techniques to increase the effects of poetics such as disharmonic combination, separation, and manifesting synesthesia when using the color terms. Specially, the effective fusion of real color and imaginary color was an ambitious work that could articulate 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 sense of Chinese culture.

本論文是關於晩唐詠物詩人的代表徐夤的詠物詩。268首他的詩歌中詠物詩是一共108首, 其比率是40%以上。他的詩歌創作主要在詠物詩上, 他樹立晩唐五代詠物詩的典型。他的詠物詩有三個特點如下。其一, 他次韻韓琮的單字題七言律詩詠物詩。題目上沒有字表示次韻的事實, 其數量估計達到40首以上。其創作目的是與一般次韻不同, 可能是提高自己的詩歌創作能力。或者編成一本爲後學詩歌創作敎育的敎本。除了這樣的次韻以外, 還有和韻於古代文人的詠物詩及在宴會上集團創作的和韻詠物詩。其二, 詠物詩的題材範圍相當廣泛, 包括抽象的題材。其中有<東><西><南><北>等方位、<陳><吳><蜀>等國名、以及<別><恨><忙>等人間的情感。這樣的情況的主要原因就是觀察事物的態度的客觀化及摆脫晩唐政治現實的昏亂的願望和耽溺個別事物或者現像的唯美主義的氣風。其三, 多用典故, 以至於詩歌構成的碎片化。他不在詩歌上願意表現或者寄託自己的情感, 他的詩歌創作注重於追求遊戱。所以他多用典故和多作次韻。這樣的傾向産生詩歌各各部分的非有機的構成。徐夤的詠物詩的這些特點幷不是他所特有的, 而是在晩唐五代時代詩人的詩歌創作上普遍出現的。可以說他的詩歌是那時期詩歌的典型或者模範。一般詩人按照這樣的模範來培訓自己的詩歌創作能力。所以通過關於徐夤詠物詩的硏究, 我們可以推測晩唐詩人在詩歌創作上的態度和看法。

十七,十八世紀明清兩代以唐宋八大家的文章爲主的以古文選集頗爲盛行, 幾乎達到30種. 明清兩 代刊行的唐宋古文選集大部分古文選本有闡揚儒家思想, 標舉儒家正統文風的目的. 不過作爲科 舉考試的教材成爲古文選本的主要目的, 因爲在科舉時代, 科舉致仕是讀書人的最終目標. 大多古 文選本爲科舉考試服務, 從而極爲興盛. 十七世紀朝鮮在文學思想方面追崇中國前後七子, 盛行了傍照秦漢散文, 寫作擬古文的文學觀. 但 是朝鮮文人逐漸關心明代唐宋派, 因爲唐宋派對峙着前後七子, 幷標榜着“文以載道”的文學理念. 韩国目前所藏中国本唐宋八大家文选集有十种, 其中明代茅坤編撰的≪唐宋八大家文抄≫還有朝 鮮显宗实錄字本, 朝鮮戊申字本和戊申字覆刻本現在流轉. 此書對朝鮮的文学與学术思想影響巨 大, 至于在朝鲜内形成了追求古文写作和文道論的唐宋派。尤其是朝鲜正祖亲自编撰≪唐宋八子 百選≫, 并实行“文体反正”的文化政策以后，朝鲜文人一律趋向于学习唐宋古文，直到朝鲜末期 。日本從來沒施行科擧制度, 從而有了多種多樣的學問及思想, 百家爭鳴. 但是江戶後期以朱子學 爲幕府的官學, 于寬政二年(1790)宣布異學禁止令, 卽是根據朱子學要確立 社會風俗與倫理槪念 的文化政策. 異學禁止令后, 昌平坂學問所在朱子學的基礎上進行講; 幕府與諸藩士都積極學習朱 子學. 文化十一年(1814)昌平坂學問所刊行官本≪唐宋八家文讀本≫可以說是以唐宋八家文爲範 文的證據. 上述兩部韩国與日本各國刊行的不同唐宋八大家文选集显示着唐宋八大家古文盛行在兩国的不同 情况. 理學家都是重道輕文的, 但程度不一樣. 唐宋以來, 古文與道有密切的關系, 古文家標舉“文 以明道”, 道學家則有“文從道出”的看法. 理學家尤多注意用理學的觀點來影響文風. 他們通過寫 文章, 講學宣揚理學的文學觀外, 還編撰文章範本. 朱子學派往往以唐宋古文爲範文, 在韓中日各 國不同時期出現以朱子學爲主的思想潮流, 例如中國明代崇禎年間與淸代康熙年間積極地崇儒, 乾隆帝編纂≪御選唐宋文醇≫; 朝鮮正祖施行文體反正政策, 編纂≪唐宋八子百選≫幷刊印≪唐 宋八大家文抄≫; 日本幕府宣布異學禁止令, 刊印≪唐宋八家文讀本≫. 可見其主要目的在于鼓吹 儒學思想幷確立儒學正統文論的主導地位.

吴汝伦和张裕钊两人皆为后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都有志乎古文。不过，他们书写里不难发现有关地理的论述。他们当时为何关注地理，并且关注什么，这是本文主要探讨的内容。首先，他们致力于古今地理的考证，吴汝伦和张裕钊两人曾经围绕着《禹贡》的“三江”展开了一番争论，以致于彼此伤感情，是具有代表性的佐证。乾嘉年间考据学盛行一世，以戴震为首的考据学者埋头于考证，地理亦为其对象之一。这样的学术空气可能影响到后续的后期桐城派，而桐城派的关心不止于学术活动，进而关注地方志的编撰，譬如吴汝伦的《深州风土纪》为佳好的方志之一。他们把精力倾注于地理方面上，是因为当时政治上的需要。中俄之间当时签订几次定界条约，而地名不明确，并且为附带相关地图，不能确定正确的境界，因此带来领土上的损失。因此，他们颇为重视底图的重要性，深深了解地图的发展，理出古代地图上精制的制作方法，特别是裵秀的分率、準望等概念。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提出适合当时的地图制作方法。他们也讲究地图的发展，引起他们眼光的是，大多较为精确的地图，这就说明他们追求的地图是什么。他们固然因政治上的需要而重视地图，然而还希望人家通过地图反思中国处于世界何处。如此启蒙的欲望也反映在他们教育实践上，两人都以出题的方式强调学习地理知识的重要性，特别是，吴汝伦身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亲身赴日视察其近代教育现况，归还后他所倡议的教育体制里安排了近代地理，是无言而知的。他们既然是传统文人，而呼应时代的要求，注目地理的重要性，致力于振兴地理知识，也难能可贵的。

柳树人的《狂人日记》翻译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转变期, 他跟随安昌浩在吉林市演讲不幸被关押, 释放后在北京短暂的逗留期间这一转变得以完成。这出自于他对文艺的关注, 启蒙主义的呼喊和对文艺效果的自我觉悟。《狂人日记》翻译之后, 柳树人正式投身于无政府主义实践运动, 逗留于上海, 在该时期与时有恒一起去拜访鲁迅, 但正与鲁迅思想转变时期相冲突, 另外因鲁迅与时有恒的个人关系等原因, 柳树人最终没能见到鲁迅。尽管如此, 柳树人拜访鲁迅有其自身的意义。柳树人拜访鲁迅, 不只是因为曾翻译过鲁迅的作品或渴望拜见中国代表性的文豪, 而是因为他对当时主张“武器的艺术”的革命文学派文艺理论持批判态度, 在思想和艺术的立场上与鲁迅有着很多相通之处。也就是说柳树人拜访鲁迅可说是一种对思想团结的摸索。因此，柳树人《狂人日记》翻译和拜访鲁迅出自于对韩中知识人精神共鸣和思想团结的追求。另外,《狂人日记》最早刊登于1927年《东光》8月期号上, 以后又在发行量多达1万部的《三千里》杂志1935年6月期号上转载, 可见当时韩国国内对鲁迅作品的需求相当多。但是从转载的《狂人日记》的文章来看, 有理解意思错误之处，也有改错之处，对译文没有忠于原著这一批评很难回避。如果考虑这一点, 确实柳树人《狂人日记》译文中没有使用简洁流畅的韩国语，以中文原著为基础，忠于原文进行翻译，这一点意义重大。而且，在柳树人翻译《狂人日记》之后，丁来东、金台俊、梁白华等对《狂人日记》和鲁迅作品正式开始评论性的介绍, 说明近代时期韩国对鲁迅及其作品的强烈关注。这是因为就犹如当时梁白华的评论(《周树人》), 为拯救“黑暗的中国”, “在中国文坛永远无法磨灭的”, “革命家鲁迅”的文学和思想上的价值，这是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在现实中迫切需要的。

进入21世纪，中国语文学界里里外外正发生质的变化。如果考虑到以“知识基础时代”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之21世纪的开展当中不仅是应用学问，即便是所谓的纯粹学问之核心人文学亦未曾自由过，上述变化亦理所当然。就如同古今中外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当发生变质的时候如果无法对其进行先发制人的、能动性的处置，那么先搁置进步不谈，就连原现象之维持都变得艰难。当面对内外巨变之际，为了先发制人、能动地对付这些，笔者就其中国语文学研究者所应做的努力进行思考，本稿就是其产物。拙稿大致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从宏观的和征兆的层面上对21世纪转变期全面出现的变化所进行的概括，二是因其变化而呈现在中国语文学者面前的主要课题。第一章则概括21世纪转变期所出现的变化，还分析其意义。其分析结果，就体现在本稿的题目里，即“人文的基础之变异”。第二章主要探讨作为人文学者的中国语文学者所面临的主要课题。笔者认为中国语文学者之主要课题包括“对‘post-society’,‘post-humanity’, ‘post-university’的思维”，以及“人文学模式转换之实踐”。第三章是结论部分。关于第二章所提出的主要课题之实现部分，第三章则是从教学和研究两个层面上分别揭示其具体方案。其中教学层面的方案则涉及从以往“知识之傳授”为主的教学转到以“能力之开发”为主的教学部分，而研究层面的方案则涉及“实践知(phronesis)”研究力量之强化部分。

在地理位置上山水相連的東亞三國，韓國、中國與日本之間有著許多的共同之點與相似之處。不僅各國人的外貌彼此相近，而且在精神與文化層面也有著爲數不少的相同之處。盡管各異，漢字是韓中日三國的共同文字，且存在著大量相同的詞彙。盡管韓中日三國之間有著如此之多的共同點，但也存在著不少的差異。這一不同，並不僅僅局限於語言不通之上，在特定價值觀上也呈現出了相當大的差異。各國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文學樣式也有著各自獨特的價值觀與審美觀。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韓國的時調與中國的對聯，日本的俳句無疑都是反映出了各國特性具有代表性的文學樣式。在韓國代表性的傳統文學樣式時調中，盡管存在著對於基本字數的規定，但在內容展開過程中則可以視需要而定，些許的出入並不成爲問題。也就是說，形式相對自由的時調呈現出了這樣的一種特性：注重於詩歌想象的自然展開，而並不拘泥於對規則的嚴格遵守。通過時調，韓國人崇尚自然樸素的審美觀得以呈現。中國的對聯一種對形式有著嚴格要求，但卻對作品的篇幅並無限制的文學樣式。對聯複雜嚴格的要求激發了人們對於奇拔技巧的探尋，而無限制的篇幅則使得任意長度作品的創作都成爲可能，因而也就形成了追求極端短小以及極端冗長的創作傾向。因此，對聯的美學特性可以大致概括爲巧妙、奇拔與人爲的誇張。對聯中所呈現出的這一美學特性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審美觀的一種體現。而日本的俳句則絕對不允許對字數進行加或者減的變動。俳句意在從嚴格的內在秩序中追求一種極度整齊的形式美。這一文學樣式致力於表現一個經過細致入微的觀察所發現的世界。因此，俳句這一日本典型的文學樣式顯示出日本人傳統的審美觀側重追求整體的形式美與纖細的情感的特性。在典型的文學樣式中所呈現出的韓中日三國的美學特點，也同樣反映在三國典型的園林的美學特點之上。韓國瀟灑園的園林結構注重於最大程度地凸顯樸素的自然環境；中國的獅子林彙聚了各種出人意料的奇妙的形態；日本的金閣寺則呈現出了一種幾何學上的整齊美。這些具有代表性的韓中日園林所反映出的審美特性與各國具有代表性的文學樣式的審美特性相互一致。韓中日三國間的這一差異，不過是各自對於美感追求上的不同，彼此之間並不存在伯仲之分。正如同風格批判的精神側重於對個體特性的辨別、珍視差異一樣，東亞三國間互不相同的獨特的審美觀均具有其固有的價值，都值得人們尊重。而我們也不應該忽視三國具有代表性的文學樣式之間彼此擁有共同的漢字、辭藻以及題材這一韓中日三國之間最爲根本的共同之處。豐富多彩的東亞文化因同中有異，異中存同的韓中日三國文化共存而成爲一種可能。

朝鮮朝正祖(1776-1800在位), 對他也有否定的評價, 認爲他是爲强化王權而高度控制思想的. 但 是他無疑是罕見的一位爲學術發展作出顯著貢獻的君主. 他在力圖完成學問的集大成的同時, 也 積極受容唐宋八大家的散文, 爲改革文體提供了其典範. 正祖所親自編定的《唐宋八子百選》與 《八家手圈》就是其典範所在. 尤其是蘇軾的散文是其典範的主要來源. 本稿試探正祖從蘇軾散文中所受容的核心成分以及其特徵與意義所在. 本稿通過對正祖提供爲典 範的文章與有關資料的具體分析, 得出了如下幾項結論. 1. 正祖大量受容蘇軾的對策類奏議文與政論類論辯文, 提供了具體典範. 其目的在改革形式固定 的八股文式科文與缺乏實用性的策論. 此外, 他認爲獨抒性靈的明淸小品對優良文風有害, 在蘇軾 的雜記文當中選取了不少典範. 其目的在推廣這些典範, 來挽救小品的流行可能帶來的流弊. 因爲 雜記與小品有類似性質, 而蘇軾的雜記充分具有善於議論的特徵. 2. 正祖所選取的具體典範包含着極多比喩手法. 這些比喩, 不但有利於鮮明的事理釋明, 也有利於 生動逼眞的形象化. 而其比喩不僅是多樣性很强, 又充分具備了適合性與創新性. 此外, 正祖是對 神韻也加以注目的. 由此可見, 正祖的心目當中, 傳統的載道觀念以外, 修辭方面的審美觀念也占 有重要地位. 就是說, 正祖是比較側重於‘義理’的, 但是絶不是忽視‘文章’的, 而審美的趣向較濃厚 的古文家蘇軾的散文就是正祖所受容的修辭技巧的重要來源. 3. 正祖充實受容了蘇軾的創作論. 他受容了蘇軾的神似論, 强調精神實質的描寫, 從而把它擴大到 歷史散文裡了. 此外, 他也受容了蘇軾對構想的整體性與靈感的重視, 爲創作實踐打好了理論的基 礎. 4. 蘇軾對高麗的觀點是負面而敵對的. 在學術方面, 蘇軾的學問與朱子學有不少分岐的, 而正祖是 極度尊崇朱子的. 因此, 道理來說, 正祖對蘇軾的平價很可能是消極的. 但是, 正祖居然給蘇軾加 以正面平價. 這是因爲正祖重視蘇文具有的治世上的實用性, 以及斬新而豊富的修辭與富於創意 的創作論. 在不少朝鮮朝學者白眼看待蘇軾學問的風氣之下, 他所受容而傳播的蘇文爲後來文壇 對蘇文的積極平價與文風變化起了重大作用.

本论文以此类洪水神话传说中的'地陷爲湖傳說'为研究对象，所谓'地陷爲湖傳說'是以局部性地 区陷落及其后的洪水灾害为主题的传说。首先比较韩中两国代表性的地陷爲湖傳說的异同，然后 观察两国该类传说中出现频度最高之类型的变异型，进一步以禁忌及违反禁忌为焦点，探讨禁忌 及违反禁忌的叙事意义。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地陷爲湖傳說大致可分为下列兩类, 卽<C-Ⅰ型>(呈 现'灾难预言和征兆'→'人伪造征兆'→'陷没及洪水'的叙事结构的)和<C-Ⅱ型>(呈现'养蛇'→'蛇 害'→'蛇复仇'→'陷没及洪水灾害'的叙事结构的)。韩国的地陷爲湖傳說也可分为兩类, 卽<K-Ⅰ 型>(廣浦型, 跟<C-Ⅰ型>一樣地呈现'灾难预言和征兆'→'人伪造征兆'→'陷没及洪水'的叙事结 构的)和<K-Ⅱ型(長子池型, 呈现'富翁之虐僧'→'富翁的家人厚待和尚'→'和尚告知的禁忌'→'陷 没及洪水'→'禁忌违反與化为石'的叙事结构的)。从表面上看，中韩的地陷爲湖傳說中，<C-Ⅰ 型>和 <K-Ⅰ型>基本上都呈现了同一的叙事结构。<C-Ⅰ型>的变异型传说中的'灾难的征兆和 出现的场所'随着时代的变迁，从城门閫变为石龟，然后再变为石獅子。但是<K-Ⅰ型>的話素有 些微的变化，但基本上维持着基本母题, 沒有什麽變化。還有, 值得注目的是中国的<C-Ⅱ型>和 韩国的<K-Ⅱ型>，韩国并无与蛇有关的地陷爲湖傳說<C-Ⅱ型>; 而<K-Ⅱ型>的故事, 在中国没 有此类型的传说。中国和韩国的地陷爲湖傳說中最大的差别是'禁忌与违反'母题的存在与否。中 国地陷爲湖傳說之雛形的 ‘伊尹生空桑'传说不仅出现了'勿顧'或'無顧'的禁忌，还出现了'化爲空 桑'或'化作石'等对违反禁忌的惩罚。但是，<C-Ⅰ>类型及其变异形里，禁忌和违反禁忌的部分 几乎不曾出现，即使出现，其禁忌母题不是弱化就是只留下一点痕迹, 并未出现'违反禁忌'母题 。反面, 在韩国的相关传说中，篇数最多的<K-Ⅱ>系列绝大部分都出现'禁忌'和'违反禁忌'两母 题。可以說禁忌和作为一个不完整存在的人类的原初思考存有密切的关系，这可以说是人类对事 物的基本思考方式的一种象征体系。当某事物同时属于两个范畴，或者虽归属某范畴却并不完全 符合该范畴要求条件时，就会成为违反禁忌的对象。要在这样的架构下观察韩国的<K-Ⅱ型>, 和尚'不可回头'的禁忌，明确划分了'凡俗'和'神聖'两界，这是此禁忌的'所指'。而跟随和尚的媳 妇(或妻子)在山顶(或者山岗)上回头望，等于违反了该禁忌。这时的山坡(或者山岗)就是划分'凡 俗'和'神聖'两界的界线。在进入'神聖之界'的那一瞬间，媳妇(或妻子)想起'凡俗之界'。这里所意 味着的不可陷入'神聖之界'和'凡俗之界'同时存在的境界，正是禁忌的'能指'。

無相동사(aspectless verbs)는 필자(2010a)가 처음 제기한 동사 류이며, 이는 동작 성(actionality)에　입각하여　분류되어 그 시간구조에서 보면 시작점도　없고　지속되는　 과정이나　종점도　없다는　특징을　갖는다. 본고는 필자의 선행 논문(2010a, 2011)을 기초로 삼아 동사 범주의 시간성과 동작성(actionality) 구조 간의 관계를 검토한 후 에, 구체적으로 현대 중국어 상용(常用) 동사 중에 있는 無相동사 133개를 고찰하여 초보적인 탐색을 시도한다. 그 연구 결과는 다음과 같다. 첫째, 동사의 ‘개념구조(conceptual structure)’에서 동작성 정보를 포함하는 것이 일반적이다. 전형적인 동사 범주는 인간이 인지하는 객관적인 세계에서 ‘발생하는 사태’에 해당하며, 이러한 ‘발생하는 사태’가 반드시 시간성이라는 차원에 의하여 드러난다. 따라서 전형적인 동사는 내재적인 시간 구조를 가질 수밖에 없고, 현대 중국어 동사의 대략 94.6% 정도가 동작성 구조를 갖는다는 사실이 이를 입증하고 있다. 그러나 동사 범주는 문법 체계에 의하여 사용된 개념이며, 품사 범주의 분류 는 시간성을 기준으로 삼지 않고 단어의 문법적인 표현 기능을 기준으로 삼는다. 동사의 문법적인 표현 기능은 서술이기 때문에 하나의 동사가 내재적인 시간구조 가 없더라도 술어가 될 수 있기 때문에 동작성 구조가 동사의 필수 요소라고 말할 수 없다. 둘째, 동사 범주의 시간성은 ‘시태(temporality)’와 ‘相성(aspectuality)’, 2개의 측면 을 포함한다. 일반적인 동사의 개념구조는 相성과 시태, 2개의 요소를 다 가지고 있으나 相성 요소가 필수 요소는 아니다. 반면 시태 요소가 필수 요소이며, 하나의 문장이 성립하려면 시태 요소라는 조건을 반드시 충족시켜야 한다. 왜냐하면 동사 는 문장에서 술어가 되어 사태의 시간적 위치를 지정하지 않으면 해당 문장이 나 타내는 명제(proposition)의 진리값(truth value)을 판단할 수 없기 때문이다. 본질적으 로 동사 범주는 시간성에서 벗어날 수가 없으며, 적어도 시태라는 차원을 가져야 한다. 셋째, 전체적으로 보면 無相동사는 기능화(functionalization) 및 탈범주화 (decategorization)의 양상을 보여주고 있다. 133개의 無相동사를 자세히 살펴보면 9 개는 관용어 구조에 속하고, 4개는 과도하게 세분한 결과이고, 3개는 無相동사가 아니라고 판명되었다. 이 16(9+4+3)개 외의 여타 117개 無相동사는 모두 어느 정도 의미적인 허화(虛化) 과정에 처하였다. 이들의 개념구조는 모두 이미 상당한 정도로 사건성에서 벗어나서 단지 추상적인 관계 혹은 명제의 상태만을 나타내므로 더 이 상 동작성 구조를 갖지 않는다. 전자는 關係동사, 介詞적 동사, 지시대명사 성격의 동사를 포함하며, 후자는 주로 양상동사(modal verbs)로 대표된다.

本文认为，汉语动作动词的论元结构是“C(x (y)[施事者 (受事者)])”，施事者一般占在主语位置 上，受事者是宾语位置上，这种看法不便于说明句子上的论元分布，譬如: “一桌菜吃十个人”和“ 两位小姐只吃一个菜”的对立。我们知道状态动词等也会取主语和宾语，可是当主语和宾语的论 元跟动作动词的不一样。一般状态动词的论元结构是“C(x (y)[客体 (属性)])”，以状态动词为谓 语的句子表示客体和属性关联到谓语动词的语义上。为了说明施事者和受事者在主宾语位置上转 换出现的现象，本文建设一个假设: 汉语动作动词的论元结构不是“C(x (y)[施事者 (受事者)])” ，是“C(x (y)[客体 (属性)])”。这假设下，动作的施事者或者受事者，只能当客体这个论元，可 以位于主语: 只能当属性这个论元，可以位于宾语。也就是说，汉语动作动词在句子里跟“哪位是 韩国人／韩国人是哪位”的是一样行动。总之: “一桌菜吃十个人”和“两位小姐只吃一个菜”，这两 个句子不是互相转换的，第一个句子表示“[一桌菜]跟[十个人]在[吃]表示的内容上有关”; 第二 个是“[两位小姐]跟[一个菜]在[吃]表示的内容上有关”。

本文以“뜨다”所包含的一系列表达为中心，考察了英语、汉语、韩国语表征动作、移动等复合语 义信息的运动事件结构表达类型，比较了三门语言的不同语言类型模式特征。本文认为运动事件 的词汇化模式分类，在Talmy(1985,2000)的二分法基础上，应进一步细化。Slovin(2004)提出了 属于第三种语言类型的“[方式]”“[路径]（PATH）”型的“等分框架语言”（equipollently-framed language），即“等分框架语言”中，“[方式]”和“[路径]”分别编码在联动结构中的不同动词当中 ，而编码方式和编码路径的动词具有同等的语法地位。依据本文的考察结果，英语、汉语、韩国 语的语言类型特征总结如下：英语“float into the cave”中，“[路径]”表达由“卫星词”“into”充当 ，“[方式]”动词由动词中心（main verb）“float”充当，以二者的“共同合成”体现“移动”这一普遍 的“附加语构架语”的特征。与之相反，韩国语词语“뜨다”，如与指示方向的论元结合，则异于“ 共同合成”以表示移动语义的英语词语“float”，必须同“가다”等移动动词结合使用构成连续动词 结构，并且不一定具有到达终点的语义。以泰语为例，Slovin(2004)揭示出，有些语言可以用限 制为第三种类型的连续动词来表现。韩国语在表达动作、移动复合语义信息时，路径表达和方式 表达以连续动词的形态出现，地位同等，可以视为此类语言，即“[方式]”“[路径]”型“等分框架 语言”。一方面，汉语中的运动事件均可以通过使用趋向补语和结果补语的方式表达。此时，两 类表达所体现的事件类型分属不同的类型。首先，与趋向补语结合时，为了表达移动语义，必须 同表达移动的趋向补语“去”结合，这与韩国语类似，但与英语中动词“float”与表示方向的介词结 合，用整个短语结构来表示移动形成对比。同时，汉语趋向补语只具有表示方向的单一语义，并 不能指明动作到达某一处所的状态，路径和方式地位同等的动词连续结构，带有同韩国语相同的 特征，即与趋向补语组合的汉语运动事件语言可以视为“[方式]”“[路径]”型“等分框架语言”。另 一方面，汉语与结果补语“到”的结合，带有[路径]由独立的句法成分充当，[方式]由动词中心语 （main verb）充当的特征，这属于“附加语构架语”的特征。并且，汉语中的结果补语“到”与动 词的结合，引起“共同合成”，产生移动语义，这又同“附加语构架语”英语的短语“float into the cave”中所体现的“共同合成”一致。总而言之，汉语动词带趋向补语时，带有类似于“[方式]”“[ 路径]”型“等分框架语言”的特征；汉语动词带结果补语时，带有类似于“附加语构架语”的特征。 因此，我们认为汉语是一种兼有双重时间类型特征的较为特殊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