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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是爲了把不同時代、不同地域所使用的不同的詞匯統一起來而編撰的词典，本稿通過《爾雅》中与空間相關的〈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篇的词汇和叙述方式来观察古代中国人的空间观念。为此参照了地理学中区分“空间”和“场所”的概念，考察了地界进而导入了对于地域象征物、具体的名称、制度化领域的认识是地域意识的深化阶段的地理学概念。 《爾雅》篇中"天"混有空间和时间的概念，特别是将星座与国家相关的思维方式是将“天”这样的一个抽象空间看成一个固有的场所。《爾雅》收录了关于具体空间的名称，〈释地〉再将‘九州’、‘十藪’、‘八陵’、‘九府’、‘五方’、‘野’、‘四极’详细分类，从‘九州’越向‘十藪’、‘九府’越以对于人类制度化空间叙述为主，特别的是‘四极’虽然是离统治空间最远的空间，但对于‘四极’的叙述以主观人性为主，渗透着把天下包括在认识范围内的中华主义意识。〈释丘〉、〈释山〉、〈释水〉的词汇叙述方式是从一般的名称到具体的地名，从上位范畴到下位范畴，所以反映了从"空间"到"场所"这样一个认识深化阶段。

<木蘭詩>是北朝民歌的傑作, 作品抒寫了一個靑年女子代父從軍的傳奇故事. 這首詩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名篇, 但人們對該詩的理解, 尙有諸多疑點. 其中一個就是此詩首句“喞喞復喞喞”的解釋問題. 各家解釋大致有兩種, 一是釋爲歎息聲, 二是釋爲織聲. 但是, 通過考察衆多資料本文認爲以“喞喞”狀蟋蟀的鳴聲十分接近. “喞喞”用在這首詩的首句, 一有點明時間季節的作用,二有與下文點兵之事聯想的作用. 郭茂倩所編《樂府詩集》中<木蘭詩>有兩首, 人們所熟知的是第一首, 第二首由于衆多選本中很難看到, 文學史也多不論及. 但本文認爲第二首仍有硏究的價値. 兩首<木蘭詩>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 情節繁簡不同. 總體上看, 第一首繁而細, 第二首括而簡. 其二, 表現風格不同. 第一首更接近民歌的風格,其表現手法簡易朴素. 與之相比, 第二首表現的“文人氣”更濃, 其手法對句精彩. 其三, 揭示主題的方式不同. 第一首用多量的修辭手法, 如比喩·疊字·反復等, 完全將主題隱藏在敍事描寫之中. 第二首作者則多次直接地鮮明地提示自己的議論, 但也不免顯出太多的道學氣. 在木蘭故事本身倂沒有愛國英雄的豪氣, 但通過<木蘭詩>一代一代地流傳下來, 倂在傳世過程中不斷變化, 終于把木蘭定格爲光彩照人的女英雄形象. 不過, 這些都是后人的演繹和願望, <木蘭詩>本身倂不具有這樣的品格.

八股文是为取士而安排的一个文体，内容上主要是以朱子的四书集注为中心，而当时朝本來借以控制士人的思維，不斷干涉八股文寫作。因此，八股文不能及時地趕上，而且靈活地追求當時社會上的種種變化，不過換個角度來説，這一點卻幫助我們了解當時社會上所發生的實際變化，因爲八股文所反映的變化就可視爲國家公認的。那麽，李贄和袁宏道爲何處於大部分反對得非常猛烈的隆萬年間，反而擁護時文呢？隆萬之前，大多士人之所以反對八股文，是因爲八股文寫作不再跟修養功夫聯係起來，以致陷入空疏。當時出版市場的發展也加速這種弊病，即所流通的考試工具書使得士人專心死記硬背，就導致全盤學術的崩潰。至隆萬間，心學形成了，一些文人就懷疑朱子傳注過於僵硬，無法趕上社會上的變化。當時考生面臨兩种思想的衝突，不知所措，這顯示出理學被相對看待，置於跟心學以及其他思想同等之列。當時終于有儒佛道三教反映在考卷上了。由此可見，當時社會逐漸脫離理學獨自左右思想的圈子，趨於承受其外思想的存在。商業到了此時，達成無比的發展，將追求多樣理想的價值觀念引進讀書人的思維中，使其反思只從事科舉的生活。這意味著，他們開始擺脫一直拘束的傳統思想的束縛，把自己的眼光轉向他自己，找出自己的思想。這一地點就是“主體”誕生的，我們通過在他們考卷上所新出現的他們自己的思想，主張等容易看出當時社會變化已達到一定的程度。當時士人不是志乎聖人，而是仰慕狂士，這也可以説是當時社會以及士人心態變化的連續。我們在此可以回答前面提到的問題，即李贄和袁宏道肯定的原因應該説是他們看出來‘時’的潛力，例如袁宏道指出時文足以趕上‘時’，換言之，在他們來説，只有時文，才能夠反映當時‘變化’。到了他們，古文和時文之間存在的先後觀念上進行了劃時代的顛倒。不過，入清朝，經過『欽定四書文』的公佈，再次開始以理學控制八股文，於是明末的變化逐漸忘卻起來了。

歷來中國現代文學硏究者認爲周作人這一‘文抄公體’階段的散文創作趨于枯竭的状态, 也认为他只不過充當了‘文抄公’的角色. 但是我認爲這種看法多般是從他们的成見出來的. 出现這種成見，我想有如下两个原因，是第一, 以爲文學的形式是過于確定的時侯, 第二, 沒有那么纖細的讀書習慣. 其實, 不但把文抄公體散文當作另一個文學作品也是妥當的, 而且在他寫作過程中進行的文體實驗和形式實驗也包括必須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該硏討的言語文字問題. 尤其是對于周作人這個個人來說, 我認爲文抄公體包括對于文學, 學問和人生的根本問題加以反思的因素. 不過, 我不能不指出這些問題. 第一, 文抄公體散文是徹底書齋的産物 第二, 文抄公體是只有對于中國文化傳統相當學習與訓練的人物 才能享受的形式 第三, 它基本上帶有封閉性的文學根源主義的性格. 這幾点上, 我認爲1930年代左翼文藝理論家對周作人的批判幷不是沒有理由的.

武俠小說與歷史小說本來是異種的文學類型. 但是, 大多數武俠小說從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上取材, 歷史小說還失去其古典的意義而漸漸將其範疇擴大起來以後, 這兩種小說的差別是似乎越來越糢糊, 其關係越來越複雜的. 這篇文章作爲一種探索, 要判別出武俠小說與歷史小說的差異而再定立其兩種小說的關係. 這次探索是通過究明武俠小說上的俠與歷史小說上的俠之間的差異性進行的. 在莫言的󰡔檀香刑󰡕上, 我們能看得出一個歷史小說造成的典型的俠客. 從筆者的觀點上, 武俠小說的俠是從在中國存在的關于俠的種種觀念上造成的, 而且本身也是一種俠的觀念, 可是武俠小說的俠是在中國社會上發揮了莫大的影響力, 因爲它依據其特有的想像力建構了想像的中國和想像的歷史. 歷史小說的俠則大都是從在民間上存在的眞實人物上造成的虛構人物, 他們只是具有些俠氣俠骨和些武打能力而耳, 可是他們就具有這種因素, 所以我們能够叫他們俠客. 󰡔檀香刑󰡕的主要人物孫丙是這種俠客之一. 他是個虛構人物, 可是他憑着其眞實性起了顯示出在過去中國歷史上隱藏的眞實的作用. 再說, 武俠小說上的俠是造成想像的歷史和想像的中國, 歷史小說上的俠則究明一些歷史的眞實而給讀者提供些反省歷史的機會.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d been conceived and described primarily in terms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realism and modernism before the New State Affairs Literature came up in 1990's. The New State Affairs Literature not only led us to find a new perspective of the literature, and asked us to rewrit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required a new viewpoint of interpretation. Even though we are in principle able to enumerate quite a few viewpoints of the new interpretation that agrees with the above requirement, it is worth noticing in particular the following three viewpoints: 1) post-modernism, 2) post-colonialism, 3) feminism. 1 examine, with Jin-Hwa Dai's "Rewriting Chinese 'Female' in 1980's and 19901s," how the new era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uld be understood in virtue of feminism that had been largely received in 1990's. I also argue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with the new descrip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while analyzing the texts of Yan Mo's Red Kaoliang Family and Bai Lin's One Woman's War. I derive two points from my argument against the new descrip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irst, we need to recognize the individuality of literature. Second, we must notice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value.

본고에서는 어휘의 의미적 연관성을 살펴보려고 하였다. 상용 형태소인 "먹다"의 말뭉치를 살펴보았을 때 "먹다"는 그것을 만들어 내는 도구, 나타내는 맛 등과 의미적 상관관계를 가지고 있으며 "먹다"의 말뭉치에서 인신, 파생되어 나온 어휘들이 사람들의 능력, 생활방식과 수단 행위, 현재 처하고 있는 상황, 처세술, 경력, 감정, 사물의 속성에 대한 평가 등에 사용되어 온 의미적 네트워크를 갖고 있음을 볼 수 있었다. 따라서 한어어휘교육에서 의미적 연관성에 대한 해석방식으로 어휘의 생성경로와 어휘의미를 이해하는데 도움을 주어 어휘수업에서 효과를 얻을 수 있기를 기대한다.

本文的寫作目的在於硏究文字學中‘古文’槪念的形成過程。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對古文的槪念加以整理，並考察這一術語使用過程中産生的混亂。第二部分以漢代古文經學和古文的關係爲中心，考察‘古文’這一槪念中所交織的歷史性的歪曲和誤會。最後，第三部分探討在漢代文字學興盛時期提出‘古文’槪念的許愼的意識。通過此項硏究，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在‘古文’這一槪念中，不僅有時閒上的‘古-今’標準，而且還交織着字形演變的‘繁-簡’問題和作爲價値尺度的‘正-草’標準。這种意識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許愼對《說文解字․敍》的分析。許愼通過‘古文’，將歷史意識和追求‘根本’的傾向結合起來。他的努力帶來了以下兩點效果。首先是在文字學中，確立了‘古文字形所表現的相對實證性’。其次，他對‘根本’不懈追求，吸收了‘原理’，卽《易》的形而上學，從而對‘古文’獲得‘正體’地位産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这篇文章通过对文献的分析，系统地论述了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中国历代所使用的共同语历史，并探讨了共同语产生、传播的语言机制。中国最早的共同语可以远溯至两千多年前，汉代的“通语”、魏晋南北朝的“正音”、元代的“天下通语”、明清的“官话”、中华民国的“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话”等等都是中国历代共同语的名号。据有关资料来判断，春秋战国时期可能就已经产生了中原地区通用的共同语，但不能明確地說≪论语≫里面的“雅言”就是當时共同语的名稱。尽管这些共同语的名称和使用范围互不相同，但它们作为通用全国方言的功能却是一样的。现代中国通用的“普通话”就是继承和发展历代共同语的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加速了文言文的權威的没落，20世纪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开始实施推广普通话政策，这些都使得20世纪以前的双层言语(diglossia)状况逐步转变为其後的双语现象(bilingual)或多语现象(multilingual)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