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rticle

本稿為表明≪墨經≫在古文明研究史上所處的地位, 考察≪墨經≫的原典性質和研究概況, 以此作為注解≪墨經≫的基礎工作｡ 在中國文明史上儒學似乎是占有中心地位的, 但是與孔子相提并論的墨子, 他的思想和活動所起到的影響也是不可忽略的｡ 墨子的邏輯在墨子思想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試圖對它作出一個新的發現將有利於揭示中國式的思考和語言的特征｡ 因為中國式的思考和語言是通過墨家與儒家及其他的思想試圖沖突并融合而形成的｡ 本稿考察≪墨子≫的校勘､ 注釋和研究概況, 介紹≪墨經≫的研究歷史, 探討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墨經≫的成書時期和作者；≪墨經≫傳承下來的版本體制和疑點；研究≪墨經≫的意義和限制｡

以前, 小说等中国古代叙事文学, 由于其不合于西欧叙事标准, 经常被贬为相对拙劣的｡ 对于这种看法宣扬偏三偏四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 早已提起许多批评了｡ 但是, 大多批评只止于谴责文化偏见的错误观点, 而如今几乎没有研究进一步涉及到分析深藏在古代中国叙事转变中的内面逻辑｡ 目前有不少论著阐述着中国古代小说的源流和叙事模式的转变, 可惜这些阐述一般限于整理表层性“事实”, 而关于深藏在“事实”里面或者背面的深层逻辑很难发现什么有道理的阐明｡ 着眼于这点, 本稿试探了中国古代叙事结构历史演变和其中内在的文化逻辑｡ 宏观以≪山海经≫和≪史记≫为代表的初期叙事文本, 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类比结构｡ ≪山海经≫各条文章不但其本身具有类比特性, 而且它们集合以铸成著者(群)志向的一种宇宙观了｡ 司马迁也用十二本纪､ 三十世家､ 七十列传､ 十表､ 八书来构成了自己的天下观和人本的国家观了｡ 可是, 随着儒家地位提高到独尊, 被圣人压倒的士大夫文人们不敢创发主见, 因而潜心于小小故事片段的多样化了｡ 虽然唐传奇一时展示了可能发展到明晃晃的微光, 文言叙事难免于日日加强的琐碎化大势, 究竟归结于追求杂驳, 而连类比性都衰微的笔记叙事了｡但是, 宋代以后, 随着市民阶层抬头, 包括戏剧与说话､ 小说的白话叙事蓬勃兴旺了｡ 基于不顾抽象名分､ 看重具体实利的新价值观, 大多白话叙事否定了儒家的世界秩序｡ 这些白话叙事直示现实, 具体进行美学构思, 而生动地再现了生活的立体断面｡ 它们不肯强辩自己的世界观, 却希求读者(或者“看官”)通过主动地解释故事, 而形成自己个性的世界观｡ 可是, 跟古来文人的类比叙事根本不一样的这种新的叙事不能不引了起儒家士大夫的警觉｡ 他们一面抑制, 一面试图了“教化”｡ 因此, 一些白话叙事终于经受“雅化”了——例如≪水浒传≫被戴上了“忠义”之冠帽, ≪三国演义≫需要强辩“正统”和“仁义”｡ 在雅俗之争过程, 一些被儒家士大夫“洗礼”的白话叙事露出归属于类比的消极倾向, 另一些白话叙事却积极收容正统诗文的特长而提高了自己艺术性｡ 结果诞生了雅俗融合的≪红楼梦≫这一部不朽名作｡

杜詩的典範化包含肯定的效果和否定的側面, 本稿注目于其否定的側面. 杜詩的多樣性和創新性很大, 因而杜甫生存的時候沒有人注意或理解他的詩歌. 到了中晩唐, 人們才開始理解⋅肯定杜詩的成就和優點, 其過程中詩史說和集大成說出現了. 到了宋代, 杜詩受到人們的極度推崇, 杜甫被尊爲詩聖, 杜詩被視同六經. 這樣的推崇主要發現於詩聖說和一飯未嘗忘君說. 其後對杜甫的推崇幾乎沒有變化. 詩聖說的核心是把杜甫看做儒家人格的昇華, 詩史說看重杜詩的社會的價値, 集大成說注視杜詩的高度藝術性. 這樣的認識不能說是不對, 可是杜詩的理解上常常産生很多偏見和否定的影響. 例如, 詩聖說的否定的影響發現于過分强調寄託性, 以致雖然可堅持杜甫有溫柔敦厚的人格的主張, 可是常常歪曲杜詩的本意. 重視詩史說的現實主義論者一直否定杜詩的諧謔風趣. 由于集大成說的影響强調杜詩藝術性的人對于比較拙的杜詩常常表現出過敏的反應.

本篇文章主要論述中國禪學對宋代詩學的影響與其審美疏通情況. 文章分爲兩個部份: 第一是中國禪的形成過程與中国禅的审美主眼, 第二是宋代詩學的禪學借鑒. 首先在第二章中國禪的形成部份, 考察了佛敎東進的三個階段. 特別注意到鳩摩羅什, 竺道生, 菩提達摩, 慧能的對佛敎發展的關鍵性的功勞與他門的理論主眼. 繼續敍述土着化以後的中國禪的分派與流變: 如來禪, 祖師禪, 分燈禪, 公案禪, 文字禪, 黙照禪, 看話禪等. 比較着重它門對‘語言-思維’的不同觀點與態度. 第三章探討詩禪交融下的宋代詩學所發顯的幾個特徵. 第一, 在‘空觀思維的內省超越審美’部份敍述了以空觀緣起的禪學特徵對文人士大夫世界觀的影響. 第二, 在‘俗中脫俗的反常合道’部份考察宋代文人心態的兩面屬性. 第三, 在‘從情感審美到意境審美’部份, 宋詩與唐詩顯然不同之處, 可以指出情感的脫色. 然後比較考察了唐宋詩人審美不同的原因, 特別論述禪學東進以後對中國傳統史官文化的衝擊與突破性的問題. 之後導出整理了中國詩歌審美演變軌跡: 就是民間審美, 文人審美, 情感審美, 理禪審美. 第四, 在‘從不立文字到不離文字’部份, 涉及了宋代文字禪對宋代詩學的兩個不同的影響. 宋代詩人理論邁向超越語言之界限可以說是正確的, 然而實際上的創作流于詩法化文字化之道路. 加上宋代以後通俗文藝與白話乘于文學之堂, 結果是傳統詩歌不再恢復前日之華. 從東西文明思維的宏觀角度說, 雖然中西兩者都還沒找到最高的解法, 至少一千年以前的宋代禪學思維, 已深入考察現代西方文藝批評才着重的‘語言-思維’關係, 而提出顯然不同的解法部份, 這在了解眞理表達的結構方式問題上, 能有一定的突破性的意義.

據主要研究, 姚鼐在前輩的成果上確立了桐城派, 而後來曾國藩不滿意桐城文章偏重於“氣清體潔”, “獨雄奇瑰瑋之境尚少”, “以漢賦之氣運之, 而文體一變, 故卓然爲一代文家.”（吳汝綸, <與姚仲實>）由此可見這些“陽剛”之氣是曾國藩追求的文章風格｡ 他把駢文的手法引進古文書寫之中, 以突破桐城文的限界｡ 不過, 疑問在於姚鼐剛確立了文派之後, 不久就被湘鄉派代替了, 之間過渡過程我們還要探討｡ 首先, 我們要注意到梅曾亮和曾國藩的交流｡ 曾國藩既然把姚鼐奉爲文學大師, 堅持敬慕之情, 以便廣泛受到梅曾亮的影響｡ 引人注目的是, 梅曾亮的一些文論不再囿於姚鼐的圈子裏, 比如側重於經世致用的文風､ 重視氣勢在書寫上的作用､ 並重駢文等等｡ 這些主張幾乎跟湘鄉派一樣, 這使得我們推測到梅曾亮可能給湘鄉派的文論作一些作用｡ 並且, 當時梅曾亮是個文壇上的領袖, 曾國藩則重臣, 因此他們的交流本身抱有強大的波及力, 以至桐城派再次複興｡ 值得重新考慮的是, 曾國藩的意圖所在, 即是他有意創建“湘鄉派”的與否｡ 大多研究注目一些言論, 如“往在京師, 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後塵.”(吳敏樹, <與篠岑論文派書>), 把想湘派的創建看作既成事實｡ 但要考慮到曾國藩對姚鼐的欽佩之情, 我們難以理解曾國藩卻摸索重新之路｡ 有興趣的是, 姚鼐在<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文中說過“昔有方侍郞, 今有劉先生, 天下文章, 其出於桐城乎?”, 曾國藩也再次在<歐陽生文集序>提醒類似的內容, 並且細讀該文的行文脈絡, 便看出他認定桐城派的存在, 同時認爲該文派的“文柄”已移到湘鄉｡ 我们同时还要看到曾国藩别有想法, 他将湘乡跟桐城连接起来, 去确保桐城的网络, 以便掌握全国性权力｡ 这无疑有助于他走进统治集团的内部｡ 要之, 曾國藩願努力將桐城文論傳承下去, 發揚光大, 也就是說他不是圖謀顛倒桐城文風, 而是通過把它改善, 有志乎弘揚桐城之文, 以求古文的盛行｡

<Tihua題畵> written by Zhengxie鄭燮(淸Qing Dynasty, 1693~1765) deals with not only an epilogue which directly discussed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ies but also ideal distin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life, as well as many shapely, philosophical and thoughtful writings about going to government service and into retirement, using orchid and bamboo as a metaphorical devic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latter, excluding the former which focused on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ies. Unlike his poetry詩 and verse詞 based on administrating doctrine of Confucianism which criticize social problem and mainly deal with a benevolent spirit for the people, <Tihua題畵> consists of questions of essential happiness in life as artistic space in which private sector is heightened, duty and role of a scholar in the society of mixed neatness and commonness, and problems of going in to public service and hiding into retirement. Orchid, bamboo, and stone which takes his paintings as main materials locate in the very center of his thinking, and are linked to the author's identity. The ultimate goals of Zhengxie which is described through orchid, bamboo, and stone were literature and art, and a pursuit of ‘Chungjeol淸絶' - highly pure distinction - in life. Then, the chase for this purpose means pursuit of true and ideal gentleman who lives well along with society without being tainted with the mundane world. Also in <Tihua題畵> by Zhengxie鄭燮, thoughts about going into public service and hiding into retirement are being expressed among the process of pursuit for true gentleman's ideal.

1980年以後, 由國家主導的文化話語在文化事業上漸漸顯示着, 從對文化的生産､ 流通及消費的專一的支配脫離, 轉移到選擇的支配的趨勢, 也就是說, 從壟斷和强迫文化話語的階段里擺脫, 一定程度地承認着文化市場的介入, 而注重提示與國家意識形態有關的必須空間, 例如爲維護社會主義體制的主要文化話語以及爲其具體的實踐話語. 如果以雙百和二爲爲本的‘弘揚主旋律, 提倡多樣化’是主要文化話語的話, 那麽‘五個一工程’及‘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等精品策略就是其具體的實踐話語. 另一方面, 文化市場擺脫國家權力的强迫, 開始顯示出做爲在文化的生産､ 流通及消費方面的主動的主體的面貌. 特別, 在文化的生産方面, 由文化市場主導的文化話語從趨時媚俗的階段, 逐漸轉移到規劃大衆的關心的階段. 而且隨着文化商品的迅速發展, 文化市場包括的範圍也從非政治的領域擴張到具有政治性的領域. 因此在1980年代初, 文化市場通過臺灣和香港的有脫政治性的柔軟文化而先導娛樂的消費文化和通俗的大衆文化, 而在1990年代以後, 組織和規劃‘毛澤東熱’及‘紅色經典熱’, 使得過去的革命和最高領導變爲文化商品. 1980年代以來的文化生産的主體, 從國家權力或官方知識份子轉移到文化市場或消費者個人(包括網客等). 隨之, 大致說來對文化市場的國家權力的影響力癒來愈減少, 而文化市場的影響力却更加擴大了. 但是無所謂文化市場取得對國家權力的自主性和獨立性. 這是因爲中央政府在2000年代初分淸由國家主導的‘有公益性的文化事業’和由文化市場主導的‘有營業性的文化産業’. 這啓示着國家權力還沒放棄在文化事業方面的領導權. 中國政府的這樣措施是與文化政策的轉換有深深的關係的, 基本上可以說是一面考慮越來越擴大的文化市場的影響力, 一面將文化事業擱置在國家權力的下面的策略. 國家權力通過爲文化市場的管理和監督的法製化以及‘五個一工程’等精品策略, 在對文化界的支援和限制上, 能廣範地運用選擇和集中的方式. 在與文化市場的力學關係上, 國家權力不願意激化矛盾, 却願意將文化市場的影響力活用爲宣傳國家意識形態的有用的手段. 總的來說, 國家權力和文化市場形成怎樣的力學關係, 卽國家權力怎樣地, 哪個程度地介入文化市場, 這個問題很重要了. 國家權力有時實行畏縮文化市場的措施, 例如加强網客審査或限制地下電影的製作等. 可是更嚴重的問題是, 在能將文化市場的屬性和國家權力的屬性, 卽商業利潤的追求和國家意識形態的强化同時充足的地點, 什麽時候也可以出現國家權力和文化市場的勾結. ‘毛澤東熱’和‘紅色經典熱’以及對駐在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誤爆事態的文化市場的反應, 都是屬于這樣的情況. 這些文化話語成了勾起對毛澤東及革命的鄕愁而加强國家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契機.

‘V得/不C’可能补语在语义､ 形式上与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的‘VC’结构关系密切｡ 我们根据‘VC’的语义分类, 深入分析其对可能补语变换的可能性｡ 大体上看, ‘VC’的语法意义可以分为三类｡ ‘VC’的语法意义为‘行为者所预期的结果实现’时, 这类‘VC’可以构成典型的‘V得/不C’结构, 主要表示有关行为者的能力或条件方面的‘VC’发生的可能性；‘VC’的语法意义是‘预期结果的偏离’或‘自然结果的出现’时, 这类‘VC’在构成‘V得/不C’时受到一定的限制, 一般只有部分的否定式‘V不C’才可以成立而肯定式则不能成立, 而且‘V不C’的语义偏向于表示客观道理上‘VC’发生的可能性｡ 有些由形容词补语构成的‘V得/不C’, 与动结式‘VC’无关｡ 由于‘C’表示‘V’的动作发生时所伴随的状态, 具有‘评价性’语义, 因此这类‘V’和‘C’满足’动作’-’目标’的语义关系, 也可以构成‘V得/不C’可能补语｡

众所周知, 英語单词“tea”源自汉语的“茶”｡ 中国不仅是世界最大的茶叶生産地和消费地, 还是茶文化的發源地｡ “茶”之古字“荼”最早出现于≪詩經≫, 但喝茶的习惯始于公元前3世纪, 到初唐7世纪初期已在普通百姓中普及, 出现茶叶專賣制度｡ 被称为茶之聖經的陸羽的≪茶經≫也是在760年问世｡ 由这些历史事实可知英语 “tea” 的詞源很明显来自于汉语的“茶”｡ 但汉语的“茶”是经过什么过程变成英语的“tea”尚无明确解释｡ 包括韩语在内, 世界大部分地区指代茶的名称都和汉语的 “茶”有关｡ 借詞是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的産物, 必须了解語言接觸的历史背景, 才能全面理解借词｡ 因此很有必要从历史学､ 语言学的角度考察汉语的“茶”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的过程｡ 韩语的“茶”有[tsa]和 [ta]两个音, 应如何解释这种发音變異？ 是反映了“知端不分”的痕迹的[ta]是上古音的遗留, 還是不同汉语方言的影响? 因为很难知道[tsa]和[ta]这两个韓國漢字音形成当时的汉语方言音是怎样的, 而且反映韩国和汉语方言地区交流的文献资料至今尚未发现, 所以这种假说不易证明｡ 总之若要揭示“茶”的两种漢字音[tsa]和[ta]的形成原因仍需深入研究｡ “Tea”是反映汉语方言词成为英语借詞过程的趣例｡ 如上所示还有“Oolong”(乌龙), Congou(工夫茶), Bohea(武夷), Pehoe或者Pekoe(白豪)等福建的茶名传入英语的例子｡ 此外“chef”､ “ketchup 或 catchup”､ “dim sum 或 dim sim” 等分别是 “師傅”､ “茄汁”､ “點心”的廣東方言音传入英语的例子, 最近传入韩语, 并广为使用｡ 大部分韩国人以为这些词是英语借词, 很少知道其詞源是汉语｡ 这些汉语借詞是汉语词经过欧洲再传入韩国的词例, 这一点值得予以关注｡ 可见上面的借詞是和韓中交流史, 乃至和大航海時代带来的近代以后的世界史紧密相关的语言接触的产物｡

在2007年中国国家汉语办公室新制定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中, 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是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评估很重要的一项要求｡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儿童母语的发展顺序和儿童/成人目的语语言发达顺序具有一致性｡ 所以, 本文志在研究和找出中国儿童词汇发展顺序, 使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顺序在进一步活用韩国内的汉语教学法有所帮助｡ 因此, 本文先是通过介绍第二语言习得顺序理论背景下的词汇习得顺序的名词倾向假说和动词倾向假说, 以此来对比韩国儿童和中国儿童的语言发展顺序的不同｡ 研究结果得出韩国儿童词汇习得顺序符合名词倾向假说更具体的表现在以名词, 动词, 拟声/拟态词, 副词, 形容词这样的词汇习得顺序上｡ 相反, 中国儿童词汇习得顺序则符合动词倾向假说并以动词, 名词, 代词, 副词, 形容词这样的顺序为主｡ 韩国国内现有的汉语教材词汇类别中, 动词词汇所占的比率明显较低｡ 从动词词汇量比名词词汇量相差甚远来看, 国内汉语教育存在忽视动词教育这个现象｡ 因为韩国人在学习汉语这门外语时, 动词的习得非常关键, 韩语和汉语词汇习得顺序中又存在很大的区别, 所以韩国人在学习汉语时如根据和利用中国儿童词汇习得顺序, 将会对汉语教育和教学法的研究和开发起到非常有价值的作用

中國的學習者倘若能好好利用特有的語言環境, 即母語影響､ 文化基礎及漢字詞等, 那么卽使是初學者也可最大限度的擺脫語法或詞彙的外部牽絆, 掌握多样詞彙｡ 從詞彙敎學的角度來看, 具有使用漢字詞､ 文化基礎以及歷史的共通性等特點的漢語學習者如能有效運用所處語言圈的特性, 則卽使初級學習者也是有可能掌握多樣詞彙的｡ 換言之, 從對照語言学的側面來看, 面向中国學習者的, 所谓“文化基礎詞彙”的慣用語的甄別及敎育, 對于中國學習者的韓語學習及口語流利度提高而言誠可謂一條有效之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