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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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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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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45)
200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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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9)
1976 (6)
1974 (6)
1973 (9)
《論語》裏, 孔子评春秋衛國大夫寧武子說: “寧武子, 邦有道則知, 邦無道則愚. 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本論文主要对《左傳》所見有關寧武子和衛國的事績, 以及孔子對“知、 愚”的思想內容, 加以深入的分析, 來闡明孔子的這一評論所蘊涵的內在意義. 按《左傳》所载, 宁武子的参政时期应在卫国文公、 成公两朝之间. 文公是挽救處於存亡危急的國家的贤君, 所以可稱之为孔子所谓的“有道”之时; 而成公是固执己见, 且治国力量欠佳, 导致国势的减弱和国人的分裂的愚君. 所以可稱之为, 孔子所谓的“無道”之时. 孔子以“直”为道德本性, 以“仁”为道德本體, 而关键在于“直”这一道德本性一定通过“学”和“约”的工夫, 才能體认“仁”这一道德本體. “学”这一过程是会进入“博学于文”的途径, 在现实社会将这一“博学于文”之人稱为“知者”. 但这些“知者”容易陷入像“乡愿”或“佞者”般的“德之贼”. 寧武子不但可稱为“博学于文”的知者, 并且能把“直”这一道德本性持之以恒, 这是無人可及的境界. 孔子所谓的“愚不可及”含义就在于此.
한국과 중국의 〈歸去來圖〉에 나타난 陶淵明 〈歸去來辭〉의 隱居生活과 隱者形象
한국중국어문학회 중국문학 제72집 2012.08 pp.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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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比较考察韩国和中国的《歸去來图》来考察陶淵明的《歸去來辭》的接受史的一面。 本文就每部《歸去來图》反映出对文学文本的阐释而着眼, 考察韩国和中国的《歸去來图》把《歸去來辭》的内容怎样形象化, 并且比较考察其形象怎样呈现《歸去來辭》所表達的隐逸生活。 现存的《歸去來图》之中, 以12世紀初传稱北宋李公麟的《淵明歸隱圖》, 14世紀元初何澄的《歸莊圖》, 15世紀明前期李在、 馬軾、 夏芷的《歸去來兮圖》以及18世紀朝鮮时代鄭敾的8幅《歸去來圖》为研究对象, 进行考察, 而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李公麟传称的《淵明歸隱圖》和何澄的《歸莊圖》基本上充實地图解文学文本的内容, 并表现出归乡的乐趣和隐居生活的闲适兴趣。 第二, 李在、 馬軾、 夏芷的《歸去來兮圖》重视表现对文学文本的画家的感受和情感, 并描写孤寂闲逸的隐居生活和清高飄逸的隐者形象。 第三, 朝鲜鄭敾的8幅《歸去來圖》是一幅非常独特的作品。 这作品以故事人物图变成为山水画之作, 其形式很崭新, 在中国的《歸去來图》裏幾乎没有。 该作品通過呈现沉着的氛围, 而表现在山水里萧然自得的隐者形象。
押韻의 미학으로 본 次韻詩의 특성에 대한 연구―元白과 蘇軾의 차운시를 중심으로
한국중국어문학회 중국문학 제72집 2012.08 pp.4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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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摆脱对次韵诗的偏见與否定性的认识而把次韵诗看作积极追求押韵美感的一個形态考察其美学與缺點。 本研究的概要如此: ‘次韵’即按照原诗的韵和用韵的次序来和诗次韵, 就是和诗的一種方式, 也是和韵的最积極而有难度的一個形态。 次韵诗是从中唐开始正式制作, 宋代以後盛行, 至今作汉诗的人常常相互交换的诗體。 可是评者对次韵诗的态度一直是褒贬不一, 历来否定性的评價占其主流。 因此, 对于次韵诗, 没有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对于次韵诗的诞生, 有注重科举制與诗歌的唐代风尚的影响, 特别是对‘韵’的美学性的认识起了極大的作用。 换言之, 次韵诗是中国古典诗歌押韵的美学被扩大的一種形态, 还表现出古代人对押韵的美感與尊重精神。 次韵诗的淵源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 可以说次韵诗被中唐元稹⋅白居易正式发展。 元白的长篇排律, 特别是百韵排律次韵诗即元和体的重要成分, 是在次韵诗的发展上独特而独步性的成就。 其才能虽然是天才性的, 可因誇示其才能而缺點增加, 从而受到不少否定性的评價。 虽然如此, 元白的长篇排律是对後代的次韵诗盛行引起了很大的影响。 次韵诗被晚唐皮日休與陆九蒙繼承。 宋初没有活泼性的写作, 至北宋中後期, 更旺盛作。 宋诗大家如王安石, 苏轼, 黄庭坚等都擅长于次韵诗写作, 特别是苏轼的次韵诗, 其数量很写多, 其形态多样, 从而成为後代次韵诗的榜样。 在苏轼的次韵诗當中, 特别是答自己过去做的诗歌而和韵的‘次韵自作诗’與追和古人如陶淵明等诗歌的‘次韵古人诗’引人注目。 和陶诗是苏轼次韵陶淵明诗歌的, 是在中国诗史上追和古人诗歌的最早的作品。 这裏有不少诗歌没有被陶淵明原诗的内容约束, 反而自如地表现出苏轼的思想和感情。 苏轼的和陶诗不但在中国诗史上提高陶淵明的位相, 而且给後代人做個次韵古人诗的榜样, 因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次韵诗的创作是由于汉语的靈活性與次韵诗本體的魅力和美感而来。 总之, 次韵诗仍然保持汉诗本质性的特徵與面目, 因而不能被单方面地贬低, 反而对次韵诗的特性與界限的理解可能会帮人深入对汉诗的认识.
本稿考察了晏殊詞的悲哀, 他的詞包含五代詞的悲哀情調, 也顯示北宋詞的新面貌. 晏殊喜歡南唐馮延巳詞, 幷学习馮延巳詞, 因此他的詞也帶了濃厚的悲哀色彩. 由此觀之, 晏殊繼承了馮延巳詞悲哀情調. 晏殊跟馮延巳一樣, 在現在的宴會, 想起過去的宴會, 感覺了物是人非的傷感. 或者对比了自然的無限性和人的有限性, 他把兩者間的隔絶感轉向了認識的問題. 他認爲自然不理解人間的感情和情況. 而他的詞裏時時流露出對人和自然的哲理性, 漸漸弱化悲哀色調. 他簡明提起人的有限性, 以後勸以及時行樂, 可是及時行樂不完全解消人生的悲哀, 只緩化現在悲哀的狀況. 他亦認爲了自然的循環性, 比如傷春惜春時, 他看了飄飛的落花,也看了歸來的燕子; 遠望春水時, 想念了天涯的客人,也看了江上的遊船, 因此他捕捉了自然的美麗, 也感覺了人生的快樂. 這樣的詞幾乎克服了人生的悲哀. 他重視現在的時間, 要延長現在的時間. 他在詞裏時時勸以飮酒, 重視現在的時間和眼前的人, 這樣認識和態度可以說幾乎悲哀的克服. 他的詞也有了多少祝壽詞, 他祝壽時, 往往描寫季節的美麗, 這跟秋天的搖落季節爲主的五代詞根本不同, 此可以說悲哀的止揚.
詞別集 序跋類의 詞學的 價値 考察―姜夔詞集序跋類를 基礎로
한국중국어문학회 중국문학 제72집 2012.08 pp.10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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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夔是最有代表性的南宋词人之一。 该文以姜夔词别集为中心而考察了词别集的序跋类拥有什麼词学上的意义。 分析分类了姜夔词别集序跋类的内容、 功能、 價值等等的结果, 本次研究归纳出了词别集序跋类有三種主要词学上的意义如此: 一, 词别集序跋类提供多方面的词学研究资料。 二, 词别集序跋类明示其词别集的出版上的各種情报。 三, 词别集序跋类传告古人非常热烈喜爱词和词人。
라마야나, 게사르전, 서유기―실크로드 위 서사작품의 비교
한국중국어문학회 중국문학 제72집 2012.08 pp.13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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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硏究三個民族的敍事作品, 即印度的羅摩衍那, 西藏的格薩爾王傳和中國的西遊記。 這三個作品对周邊的民族與國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羅摩衍那傳播到了北方的敦煌跟蒙古, 还有南亞许多国家: 格薩爾王傳也傳播到了蒙古跟布里亚特: 中國創作的西遊記傳播到了東亞诸多国家, 尤其是韓國跟日本。 中國的胡適、陳寅恪, 季羨林等学者都曾强调过羅摩衍那與西遊記的聯關性。 但是对于登场人物的共同點, 他们没能给予明确的答案。 中国有一些硏究者也关注了羅摩衍那與格薩爾王傳之间的關聯性。 但是对于三個作品之间聯關性的研究并不多。 這三個作品共有兩個共同點。 第一, 三個作品裏都有神與魔登場的, 并融入了神話的要素。 第二, 突破了空間的界限。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作品中空间并不是平凡的, 而是重疊的或世俗化的空間。 笔者认为这種空間的特性也是敍事文學發展过程中的一個必经阶段。
从内容较为简单的‘柏枕幻梦’等六朝志怪小说, 到明末清初那充满神秘色彩的多样梦幻类小说, 中国古代梦幻类小说的叙事也随之发展起来。 大多数梦幻类小说的叙事都将虚構的梦幻情景與现实相融合, 给读者展现了一個又一個的似梦非梦、 真真假假的奇观。 清初《红楼梦》的作者(们)集传统梦幻类故事的写作技巧之长, 用全新的手法, 为我们展现了一種独一無二的梦幻境界。 他在《红楼梦》中将神话與梦幻合二为一, 同时, 为了體现“空-色-情-色-空”的梦幻结構和揭示深刻的主题思想, 又在这種合二为一的大框架中设置了多层的“梦中梦”情景。 青埂峰顽石先是化身为神瑛侍者到仙界中“神游”了一番, 在他游于太虚之境时, 與絳珠草产生了一段须“换淚”的情债史。 當他回到青埂峰之後, 静極思动, 不免动了凡心。 後来, 在僧道二仙的幫助和警幻仙姑的按排下, 他的靈魂與肉體分離, 分别化为了“通靈寶玉(本质, 精神)和贾寶玉(肉體, 现象)”。 青埂峰顽石後又以“通靈寶玉―贾寶玉”的身份进入了另一個梦幻世界, 即俗世的贾府。 在贾府中, 他又进入一個“梦中梦”的世界—大观园。 他在这個世俗的梦幻世界中, 不仅與被分开的“兼美”(林黛玉和薛寶钗)上演了一场催人淚下的爱情悲剧, 而且还看到了因禮教的束缚、 纵欲丧身、 兴衰荣辱等世俗情状所产生的千红一哭、 萬艳同悲的惨剧。 當尝遍了世间酸甜苦辣, 看尽了世间百态, 他终于领悟到了穷極色空的真谛, 而後飘然而去。 从《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多层次多形态的梦、 梦中梦的情境中, 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梦幻类叙事中梦境所起到的幾種基本作用。 那便是: (一)预示作品中人物的命运, 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二)深化人物的性格; (三)隐喻作品的主题等。 另外, 作者(们)为整部作品营造出了一種神秘而又玄妙的梦幻色彩, 这不仅極大地提高了故事情节的紧凑感和整個故事结構的有機性, 而且还通过似梦非梦、 真真假假的故事深刻體现了作品主题思想的哲理性。 总而言之, 《红楼梦》为我们描绘了一個充满教训性的、 长篇的梦境。 在这個梦境中又有無数的梦中梦。 另外, 该书还向我们揭示了一個具有梦幻性的哲理: 一切梦幻都是虚虚实实、 真假莫辨。
《梁山伯與祝英臺》(下面稱《梁祝》)是越剧代表作品。 原版是1951年产生, 新版是2006年为纪念越剧诞生100年, 由杭州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诞生了。 新版《梁祝》在艺术性、 市场化方面取得成功了。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成立于1984年, 目前为止, 越剧改革及创新以女小生茅威涛和导演郭小男为中心正在进行中。 90年代後半期开始的越剧改革试图—追求大'文化'越剧—是很有价值的, 可是太理念化了, 情节性太薄弱, 让观众难以接受。 到了新版《梁祝》, 他们改革才受到观众的齐声喝彩。 新版承袭了原版草桥结拜、 三年同窗、 十八相送、 楼臺会的基本框架, 但有的部分完全切掉, 有的部分进行了压缩和省略。 还有, 由爱情情节的增添與强化取得梁祝两個人爱情故事的说服力。 英臺通过一碗清水感受到山伯的體贴周到、 真心, 她的情感被连接到“执子之手”的诗句, 这個诗句就成为她的爱情基础。 折扇成为爱情的信物, 蝴蝶成为爱情的见證, 故事更加柔软, 更具弹性。 祝英臺更变成独立自主、 活泼的人物, 梁山伯脱掉呆头鹅的意象, 变成體贴周到的人物。 又, 继承戏曲程式, 同时脱離传统进行创新。 例如多用扇子的象徵和舞蹈动作, 體现蝴蝶和化蝶场面。 用甩发的变形形象和曲子, 體现山伯悲哀的心情。 继承原版的镜框式舞臺, 还有添加两個似乎徐徐向上飘去的风筝, 让舞臺改变成寓言性的世界。 越剧本身是吸收其他戏曲剧種的優點而形成的。 袁雪芬经常说昆曲和话剧是越剧的奶妈。 新版《梁祝》注入了很多时尚的文化元素。 新版《梁祝》的外表很华丽、 很时尚, 可是里面暗藏了很多有意的艺术追求。 现在是多元化时代, 观众也多元化时代的观众, 一部戏不能为单纯、 简单。 不断进行改革的越剧简直是带有同时代性的剧種。 以後的越剧路程完全依赖于下一代的越剧演员。
本考的目的是为了在韩国大学内探讨有效的中国古典诗歌教育方法。 在本考中, 首先概括了韩国中学的汉文教育课程、 汉文课的地位、 汉文课本内汉詩分量等, 而且考察了这样中学的汉文教育的在大学中国古典诗歌教育的影响。 韩国中学汉文教育的重點原在于培养字句了解能力和鑑賞古典诗歌的两方面。 可是由于成为自由课、 萎缩学习分量、 针对高大等现实的限制, 只处于培养字句了解能力的阶段, 没达到鑑賞古典诗歌的方面。 所以大学中国古典诗歌教育也受了那個影响, 没进向更高級的、 专门的以为文学学习的中国古典诗歌教育。 所以在本考中首先提起了大学的中国古典诗歌教育不但应该培养字句了解能力和鑑賞古典诗歌, 而且把能写古典诗歌应该作为它的目标。 然後为了达到那個目标, 提示了能考虑的幾個具體的实行方案。
The paper mainly researched the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 of issues of death by Zheng Min, who is the representative poet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y of China. Although her poem style has been changed several times, she sought the truth from the view of philosophy all the time as a Nine Leaves School poet. She thought about the issues of people and lifetime, death included, in order to analyze metaphysical problems such as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people. She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contemporary poetry. Death is the biggest tragedy for human absolutely. However, it also influences their survival powerfully indeed. The analysis on death could be changed into important resource s for life planning. Because of this, there is a so huge irresistible allure on her. She researched the issues since 1940s and gave many insightful viewpoints. Her poetry grasps the issues between dead or alive, so her thesis on living and dying is based on western attitudes and profound Oriental philosophy. The thesis also improved with her personal experience. In her poetry, death became the object to travel together or surpass afterwards from a scared one, then turned into a metaphysical problem which is inevitable in lifetime. In order to grasp this mysterious field better, she visited and discussed the world by poetry, then gave out many thoughtful and insightful viewpoints on this inevitable issue. There are so many reasons why she so cares the issues, but the principal one is that it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living. Zheng Min analyzed the mystery and essence of death in poetry. She ponder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eath, life, history and eternal from the point of view in life philosophy. She did dialectical thinking on death and life. Her cognition on death reflected her complete disillusion on life.
1920년대 초 동아시아의 성찰하는 주체와 현대중국의 표상―아쿠타가와 류노스케, 이동곡의 장소 경험을 중심으로
한국중국어문학회 중국문학 제72집 2012.08 pp.239-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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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explores travels in China of two writers, Akutagawa Ryūnosuke and Lee Dongkok based on Lu Hsun's critical contemplation 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Arthur H. Smith and the authenticity of place in humanistic geography. In the early 1920s, Akutagawa Ryūnosuke, an oversea correspondent for the Osaka Mainichi newspaper and Lee Dongkok, a contributing writer to Kaebyok on Chinese issues showed the subject pertaining to perception of others and self-awareness based on their sense of place in China including the SiHu in Hangzhou. Spatial experiences of Akutagawa and Lee Dongkok differ from those symbols in the media of the empire and colonies or travel industries. In the empire, travellers had books and guidebooks on China to explore the country as an individual hobby or for fun and then, the subject should experience the place according to imaginative geography provided in books on Chinese studies or railroad guidebooks. Memories of China and Chinese people will only be the reproduction of imaginative geography and symbols already available. In this way, China as place is reduced to a subject of travellers' collection and will be subject to ‘placelessness’. Akutagawa attempted to provide contemplation of travels in the empire at that time. Akutagawa's sensitiveness and ‘unpleasant’ senses do not reproduce Chinese symbols presented in the media and railroad guidebooks but reflect Japanese attitudes to others in China. This sensitive subject tries to contemplate the empire's perspective and discover the world of daily life in China while detecting the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e in this world of daily life.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I’, a sensitive subject will recognize the situation where one cannot easily escape from the empire's perspective and suffer from more nervous obsession and compulsion. The attitude of “observation” of Lee Dongkok, just like Akutagawa's, will discover the world of daily life in Modern China since the May Fourth Revolution and find the strong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in its culture. Lee Dongkok understands and faces spatial attributes based on “observation” as an attitude as well as contemplation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of a relevant spatial subject. The “observation” is rather far away from discourses which totalitarianize and emotionally disregard China from a perspective of an outsider without any effort to meet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country. Also, the attitude of “observation” focuses on how Chinese people perceive themselves and this reflects how modern China considers thei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ee Dongkok highlights the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e to further reflect their own culture and practice rather than holding onto the old Han culture. Hi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that the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change are related to the reality of the Chosun Dynasty as a colony further develops self-awareness of Chosun as a colony. This provides an interesting reference system to underst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presented in the 《Kaebyok》 in the early 1920s. The two writers maintained their sensitive senses in a place called China after the May Fourth Revolution to contemplat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of this plac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rying to reflect their own identity issues. In this way, self-contemplation as well as facing others at the same time leads to more serious contemplation of their own countries.
동아시아 식민도시 방법론 연구―20세기 초 상하이 도시 문화 성격 논의를 중심으로
한국중국어문학회 중국문학 제72집 2012.08 pp.265-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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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代之际, 作为分析上海文化的理论根据一些学者关注世界主义和半殖民主义。 这些理论看似远离殖民主义, 然而实际上具有作为这之前强有力的宏观理论的的殖民主义话语的阴影。 “世界主义”不能将上海文化及现实看成问题性现实, 反而以“主体化”的态度来赞赏其现实及文化。 而另一位学者体现出其条件, 称之为半殖民主义。 她所注意到的是上海殖民统治的多面性及重叠性, 以此将上海文化及现实与殖民主义区分开, 被描写为特有的体系。 通过这些过程, 上海人、 作家包括在内就没为西方文化所侵蚀, 却将西方文化以“主体化”或“巨大城市文化”的方式来积极性地接受。 在此, 他们将现代主义说明着“理所当然”的, 没有突出表现对此的反思。 与此相反, 作为“他者”的资本主义逻辑, 以及作为由殖民现代性所展开的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说明, 这些讨论可以说是对现代性话语及现代主义作出重新评价的。 面对现代主义的袭击, 这些逻辑就对现代性及现代主义的“界限”和“边缘”重新思考。 于是, 有一个研究得以结论的是作为现代主义的启蒙思想就含有双层意义、 既现代的又殖民性的意义。 这个研究可以说, 钻井到现代主义内部以体现出其底线和边缘。 另一个研究关注“非法者”, 在此他的意义有所转变为培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外面”的主体。 在帝国们重叠的十字路口上, 他们在发出将社会文化关系脱离系统化、 多边化的声音。 这两者都显示出观察着现代主义和现代性思考界限及其外面的视野。 与最近有关东亚都市文化现实的研究几乎都关心现代性问题的不同, 在中国学界就出现了新研究潮流, 称之为世界主义和半殖民主义。 这些概念使得既有的集中于现代性的讨论结构改变, 并且使开张了新的篇章。 然而, 饶有兴趣的是真正修改讨论的场面在反驳世界主义和半殖民主义的议论当中展开。 反对世界主义和半殖民主义的讨论, 就随着对付这些逻辑而发展到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里面”及“外面”的边缘和界限。 在东亚都市文化研究都集中探讨作为现代的究竟的现代性, 并且没有注意到这研究视野之外的时候, 中国学界正面临着现代主义和现代性双层问题同时到来, 以迎来查看现代性境界的底线的机会。
以上分別從甲骨文⋅金文和竹書等爲中心的古文字與《說文解字》硏究的成果來探討‘仁’字的形音義, 並且也簡略地檢討過在《論語》⋅《孟子》和戰國晩期的竹書中的‘仁’字的涵義. 茲就略述其結論如下: 1. ‘仁’字在甲骨文和早期的金文爲主的考古學資料與現存的眞正可信的西周時代的文獻資料中都還沒出現, 只在東周以後的資料中才找得到. 2. 《說文解字》中的‘仁’字的字義是‘親(愛)’, 字形結構是由‘人’和‘二’構成的會意字. 竹簡中把‘仁’字寫‘’形, 這是由‘心’和‘身’構成的會意字, 其字義可能是由‘心’和‘身’表現出完完整整的‘人’. 這個字是丁佛言在《說文古籒補補》裏所提出的第一個字卽‘’字和《說文解字》裏的‘古文’‘’字相似的. 3. 孔子以前文獻資料中出現‘仁’字的古籍有《詩經》⋅《尙書》⋅《尙書》逸文以及《國語》和《春秋左氏傳》與《逸周書》, 前三種書中‘仁’字出現各一兩次而已, 而後面三種書中則各各出現二,三十次左右. 這些文獻中的‘仁’字的涵義, 除了《春秋左氏傳》和《逸周書⋅官人》之外, 其他的古籍幾乎都是‘愛’或者由‘愛’引申的. 而《春秋左氏傳》和《逸周書⋅官人》裏‘仁’字的意義, 很像《論語》裏的‘仁’字, 其原因可能是這兩部書的作者受了孔子的影響所致. 4. 孔子以後‘仁’字的內涵, 不但其有關資料太多, 而且有關資料當中大家共認最重要的是《論語》和《孟子》. 因此, 爲了省時空上的負擔, 在這裏只限於《論語》和《孟子》與戰國時期的楚國竹簡來檢討. 《論語》中的‘仁’字的涵義, 非常廣大, 包括人類社會的所有的美德, 由此變成爲孔子理想上做人的最高準則. 而《孟子》中的‘仁’字的涵義是‘愛人’或者由這‘愛人’引申的意義了. 這當然是比《論語》的涵義狹小多的了. 戰國時期的楚國竹簡中出現的‘仁’字的涵義, 除了‘仁政’和‘仁德’本身之外, 也都是‘愛’或者由‘愛’引申的意思. 由此可知自從孟子以後在書籍中的‘仁’字的涵義, 却都是孟子之仁, 而不是孔子之仁.
《說文解字注》를 통해 본 形聲字 聲符의 속성과 그 의미―段玉裁의 ‘古今字’ 관계 설정과 ‘右文說’ 논의의 접점을 중심으로
한국중국어문학회 중국문학 제72집 2012.08 pp.309-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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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是对許愼的《說文解字》进行注释的工具书,是一部对许慎的解说添加具體例句和多種多样的语言学说明的经典之作。段玉裁的注释裏包含了不少字與字之间的关系, 其中古今字关系的设定显现形聲字聲符所保存的共同意味, 从中我们可了解到形聲字聲符所具有的连接“古-今”的历史含义。这與宋代右文說以及後世的相关研究裏發現的形聲字聲符之屬性一脉相承。本稿在具體考察过程裏了解到段玉裁设定的古今字关系所显现的形聲字聲符與右文說裏的形聲字聲符具有相同的“歷史性”, 还了解到段玉裁以自己的时期为标准重新认识許愼的體系, 我们还可以确认对於他重新構造作为注释学家的“现今”的體系方面, 形聲字聲符的歷史性得到适用。这一探讨对於我们了解段玉裁對语言变化的认识以及他这位注释学家对经典文献的态度方面,将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說文解字》에서의 連綿詞에 대한 관점 ― 段注를 중심으로
한국중국어문학회 중국문학 제72집 2012.08 pp.329-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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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對《說文解字》中記述連綿詞的特點, 以及段玉裁對《說文解字》的連綿詞注解進行了分析。 第二章主要考察《說文解字》中對於連綿詞的記述情況和特點。 連綿詞體現了多字一義, 這與漢字固有的一字一義之特性背道而馳。 在分析《說文解字》對於連綿詞的記述情況中, 本文認爲許慎所考察的連綿詞不是被分化的兩個字, 而是一個詞。 第三章主要通過段玉裁對《說文解字》連綿詞的注解來探討他的觀點。 本文發現段玉裁較重視語音語言, 因此用‘單呼’和‘絫呼’來說明連綿詞。 以這種觀點爲基礎來看, 段玉裁對《說文解字》的原文進行了校勘。 經過分析, 筆者認爲許慎和段玉裁不拘字形, 反映口語。 本文試圖以分析《說文解字》中連綿詞的方法, 理解漢語口語的特點和記述情況。
중국어 개체양사의 출현과 문법화 과정에 대한 통시적 고찰
한국중국어문학회 중국문학 제72집 2012.08 pp.349-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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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探讨汉语的個體量词产生的过程以及“数词+量词+名词”语序出现的機制。 整個汉语史上出現的数量结構可分爲如下五種类型: 类型1为“数词+名词”; 类型2为“名词+数词”; 类型3为“名词+数词+名词”; 类型4为“名词+数词+量词”; 类型5为“数词+量词+名词”。 类型2由于汉语词汇複音化的动因演变为类型3, 类型3经过重新分析过程演变成类型4。 大部分的学者主张类型5是类型4名词後面的“数词+量词”前直于名词而形成的。 可是, 类型4和类型5的语用条件以及句法结構大不相同。 本稿认爲类型4中名词後面的“数词+量词”类推到其他句法位置而形成类型5。 在类型学的观點考察汉语数量结構各種类型的特性以及历时发展过程, 可以发现这些现象具有世界语言的普遍性。
对于同现于动词後的时量和宾语的语序问题, 以往学者们曾从不同角度进行过一些考察。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这些考察都存在着一些例外和需要进一步考量的问题。 基于这种情况, 本文用自然焦點和信息流方向原理相结合的方法, 在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 对时量和宾语的语序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 结果表明绝对值相同的时量句中, 时量成分和宾语语序的不同主要是句子的自然焦點和信息流方向原理中可识别性前置原则在起作用。
본고는 중국어 동사의 동작성(actionality) 유형의 이론적인 문제를 검토하며, 또한 필자의 선행 논문(2010a, 2011)에서 전면적으로 다루지 못한 이런바 “Vd2”류 동사와 “예외동사” 277개에 대해 고찰한다. 이 연구를 통하여 郭锐(1993)가 제시한 “동사과정구조” 분류에 노정된 논리적인 결함을 설명하고, CCL과 같은 코퍼스를 활용하여 위에 말한 동사 301개에 대하여 추가적으로 조사하여 분석한 후 현대중국어 동사 총 2161개의 동작성 유형을 통계적 수치로 나타낸다. 결과는 다음과 같다. (一) 郭锐(1993)의 “동사과정구조” 분류 체계에 따르면 전체 동사의 12.78%가 분류되지 못한다는 논리적 결함에 비하여 필자가 제시한 의미론적인 특징과 더불어 형식적인 검증 기준에 따르면 전체 동사 총 2161개가 모두 분류될 수 있는 이점이 있다. 이는 필자가 제시한 분류 틀의 논리성을 보여준다. 郭锐(1993)가 이른 바 “예외동사” 277개는 실제로 5가지의 동작성 유형으로 분류될 수 있으며, 이른 바 “Vd2”류 동사는 2가지의 동작성 유형으로 분류될 수 있는 점을 논증한다. (二) 중국어 동사의 동작성 유형 사이에는 서로 경계선이 분명하게 그어지는 이산(discrete)적 범주가 아니라 일종의 연속체(continuum)일 뿐이다. 예를 들면 이른 바 “예외동사” 277개 중에서 32개가 상태(state)동사로 분류될 수 있으나 그것은 또한 성취(achievement)동사와 가까우며, 7개가 완수(accomplishment)동사로 분류될 수 있으나 그것은 또한 상태(state)동사와 가깝다는 현상 등이 확인된다. (三) 본고의 고찰 결과에 따라 “예외동사” 277개를 271개로 조정할 수 있기 때문에 郭锐(1993)가 《汉语动词用法词典》(1987)에 근거하여 정리한 동사 2167개를 2161개로 조정한다. 이 동사 2161개는 현대중국어의 동사 집합을 반영하며 본고의 통계적 결과에 따라 활동(activity)동사가 전체 중국어 동사의 절반이상(55.0%)을 차지함으로써 이것이 전형적인 동작성 유형이라고 볼 수 있다. 그 외 상태(state)동사와 성취(achievement)동사가 각각 21.6%와 14.4% 차지하며 완수(accomplishment)동사와 무상(aspectless)동사가 각각 2.9%와 6.2% 차지한다. 따라서 활동(activity)동사, 상태(state)동사와 성취(achievement)동사는 중국어 동사의 주요한 동작성 유형으로 볼 수 있으며, 완수(accomplishment)동사와 무상(aspectless)동사는 일종의 변두리 유형에 속한다. 이는 Mourelatos(1978), Bach(1981, 1986), Verkuyl(1993, 2005) 등이 주장한 “State-Process- Event”와 같은 동작성 3분 이론이 합당한 것임을 보여준다.
‘전경-배경’ 개념에 따른 어순 양상 소고-존현문과 동사중출문을 중심으로
한국중국어문학회 중국문학 제72집 2012.08 pp.43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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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依据, 着重讨论现代汉语存现句和重动句所显出的前景和背景的序列特徵, 从而考察现代汉语语序。 为方便叙述, 第一章简略说明前景⋅背景原理的概念, 在一個空间裏前景和背景对立分布, 在观察者的角度上, 视觉上明显的空间为前景, 而视觉上不明显或者不太明显的空间为背景。 虽然在整體结構中可以发现两個不同的功能, 但是它们之间形成依存关系。 在语序方面, 存现句和重动句都是由“背景-前景”顺序排列構成的, 其中存现句的主语作为背景, 表示空间, 而宾语作为前景, 表示在空间中所占有的对象, 起焦點作用。 此外, 重动句中的动宾结構为背景表示原因事件, 而动补结構为前景表示结果事件, 原因事件为结果事件的前提条件。 同时, 通过内部结構进行分析, 考察重动句所内涵的前景和背景原理, 确认两個不同结構的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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