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rticle

现在我们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目錄項目雜家包括其他雜書類, 因爲現代生活當中我們一聽‘雜’這個字就聯想起來‘雜亂無章’似的词汇. 可是在中國古代文獻上‘雜’字的本意與現在我們的槪念不完全相同. 据揚雄≪方言≫‘雜’可釋爲‘集’, ≪廣雅≫釋‘雜’爲‘聚’, ≪呂氏春秋≫高誘注, 又釋‘雜’爲‘會’. 由此可見, ‘雜’有‘集合’⋅‘會聚’的意思. 後漢班固在漢書藝文志雜家小序云: “雜家者流, 蓋出於議官, 兼儒墨, 合名法.”這表明雜家理論是綜合多家理論的産物, 可以說, 不管有多少家學派, 只要這個學派的理論中有雜家認爲有價値的成分, 它都會吸收, 因此雜家中除儒⋅墨⋅名⋅法以外, 還包括了兵家⋅陰陽家⋅縱橫家等的思想. ≪漢書藝文志≫雜家項目都收錄20家403篇的書籍, 它著錄的書冊, 其宗旨皆相類似, 卽多以議論政治得失爲宗旨. 那麽, 目錄學上的雜家是不是當時實際活動的學派? 我們都沒聽過諸子百家當中雜家這種名字的學派, 但是按照學者們的硏究, 雜家産生於齊國, 雜家之學最接近於稷下學宮的黃老之學. 後來, 在≪隋書⋅經籍志≫以後的目錄書上雜家收錄樣態漫漫有所變化, 卽與雜家的本意無關的其他主題的書籍搬到雜家項目, 尤其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墨家⋅名家⋅縱橫家的書籍都著錄到雜家項目, 就這樣‘雜家’變成‘雜類’, 而幷非完全是先秦的雜家了.

如所周知, ≪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不仅是中国现存第二部图书目錄, 并且是著錄魏晋南北朝时期典籍的惟一书目, 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般认为, 它是贞观年间由魏徵據≪隋大业正御书目錄≫與≪七錄≫等前代书目而成的。不过在其编撰时期、编撰人、编撰目的以及资料来源问题上, 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仔细检讨诸说, 提出與通论相反的意见：≪隋志≫最可能是著录贞观年间宫廷秘府实际收藏典籍的馆藏目錄。此主要根据如下。第一, ≪隋志≫本身蕴藏的诸多矛盾和缺陷表示, 它是经过长期修订增补而产生的。第二, ≪隋志≫题名“侍中、郑国公魏征撰”, 可知≪隋志≫和≪五代史志≫的纂修并没有关系。第三, 史志目錄與官藏目錄有亲缘关系, 因此贞观官藏目錄也有可能编入到≪五代史志≫。≪隋志≫著錄的典籍大部分后来又收在两唐志, 這也是一個旁证。第四, 贞观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图书收集整理工作, 这项工作应该需要编目程序。第五, 今年出土了张玄弼的墓志, 从此可以窥见贞观时期图书整理工作的一斑, 0幷且可以推测當时存在着官藏书目。

본고에서는 동아시아에서 신들의 행차와 요괴들의 행렬이 담고 있는 정치성에 대해 살펴보았다. 먼저 황제(黃帝)의 행차로부터 정조(正祖) 때의 <반차도(班次圖)>에 이르기 까지 신들의 행차를 살펴보았을 때 그 정치적 함의(含意)는 천계․ 수중세계 등 상상계에 대한 지배 권력의 과시와 더불어 이에 수반되는 일정한 벽사(辟邪)의 의도로 파악되었다. 아울러 <반차도>에 대한 고찰과 상관하여 추리할 때 전 우주의 지배자인 황제의 행차가 후대 제왕들의 행차에 대해 범례로 기능했음을 알 수 있었다. 다음으로 요괴들의 행렬을 기남(沂南) 요괴 행렬도로부터 일본의 <센과 치히로의 행방불명>에 이르기 까지 살펴보았을 때 이들은 본래 행차도와는 달리 이미지의 장악을 통해 통제하려는 목적에 의해 ‘보여지는 대상’으로서 그려졌으며 그 결과 벽사의 취지가 두드러짐을 알 수 있었다. 아울러 <센과 치히로의 행방불명>에서의 변용 사례를 통해 이들 이미지 자료가 현대에 이르러 문화콘텐츠로 용이하게 전화(轉化)될 수 있는 자질을 인식할 수 있었다. 신들의 행차와 요괴들의 행렬에 담긴 정치적 함의를 종합할 때 우리는 고대 동아시아에서 권력의 지배 범주가 현실계에 그치지 않고 상상계에 까지 미쳤던 것임을 알 수 있다. 이러한 현상은 상상계를 현실계와 상응하는 주술적 현실(magical reality)로 인정하는 고대 동아시아적 세계관의 소산이라 할 것이다.

我們在本稿裏探討神們的行次和妖怪們的行列之政治含意. 首先從黃帝的行次到正祖的班次圖考察神們的行次時, 其政治含意是支配權力對天界及水中世界的顯示和一定的辟邪意圖. 而且黃帝就是全宇宙的主宰, 祂的行次做爲後代帝王行次的典範. 其次, 考察從沂南妖怪行列圖到日本妖怪圖時, 我們知道這些行列圖跟行次圖不一樣, 就是‘被顯示的對象’, 因此辟邪意圖更濃. 綜之, 我們可以了解在古代東亞洲權力的支配範疇不但不止於現實界, 而此波及於想像界. 這現象是以把想像界跟現實界相應的魔幻的現實看做的古代東亞洲式世界觀的所産.

本稿通過南唐詞的抒情話者試圖解釋南唐詞的‘悲哀’和‘文雅’。女性話者作品的主要內容和別恨和閑愁有關。詠別恨的作品通過女性話者表達女性或作者自己的眞情。詠閑愁的作品致力于表現作者內心的感情, 以免花間詞的離別和愛情。尤其是詠閑愁的女性話者的聲音在女性和作者(男性)之間, 減弱了女性話者的女性性。這樣女性性減弱形成北宋士大夫文人話者的出現。 南唐詞的抒情話者可分爲兩種。一種是已有的, 另一種是新出來的。已有的話者是行人話者和勸行樂的人. 這種作品特別以夕陽⋅老鶯等時間意象來强化內容上的悲哀。這就是南唐詞的悲哀的特徵。新出來的話者是酒後說閑愁的話者、說亡國的話者、說送別⋅祝壽的話者。這種作品表現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和感情, 把南唐詞詩化⋅雅化。這就是南唐詞的文雅的特徵。馮延巳往往選擇秋天表現自己的閑愁。他對宴會的快樂和秋天的寂寞進行對比, 追求快樂的悲哀⋅悲哀的快樂等逆說的美學。這就是反映唐宋交替期間文人士大夫的不安⋅危機意識。李煜直敍自己的感情, 幷提高詞的眞情性。尤其是對秋天的循環和人事的一回性、亡國前後的相反情況進行對比, 以强調‘不可歸’于當時當地表達因亡國的悲哀。‘女性話者-離別’的作品主要選擇春天, 南唐詞人主要選擇秋天來表達他們的閑愁和亡國之恨。

北宋詞壇以歐陽修、蘇軾、周邦彥等著名詞作者的作品達到了歷代詞創作的最高峰，到了南宋時期詞學家對詞學理論方面也有了卓越的成就。南宋詞學理論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雅詞論。 最早提出雅詞論的是鲖陽居士，他在<復雅歌詞ㆍ序>中主張南宋解除禁樂令以後所復活的音樂和詞恢復了古樂的雅正之風。這種主張為宋朝南渡以後的音樂和詞賦予了正統性和名分。初步階段的雅詞論反映在<樂府雅詞ㆍ引>，它具體規定了詞不準帶諧虐性和淫艷性。 南宋雅詞論在≪樂府指迷≫和≪詞源≫裏得到了具體的體現。沈義父在≪樂府指迷≫的開頭就規定了“下字欲其雅”的原則，主張文人的詞應該具有雅正特性以別于民間俗詞，可知沈義父主張的“雅”是和“俗”對比而言的。張炎也在≪詞源≫自序中說他的創作動機是“慮雅詞之落落”，表明了支持雅詞論的堅定立場。≪詞源≫使用的與“雅”有關的風格用語有“古雅”和“騷雅”。其中“騷雅”和“清空”一起成為張炎獨特的詞學理論的核心因素。 清空騷雅論和南宋雅詞論對后世的影響有待以后的研究。

The cultural,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of the late Ming China(明) Caused big effects on the discoursing recognizability of the Chinese Gentry(紳士). These changes of the late Ming China(明) let them have both falsehood consciousness (Falsches Bewubtsein) for commercial culture and self-consciousness can be called discovery of themself. The duplex configuration of consciousness made them do various experimental writings or the writing of centrifugal tendency disjointing classical literary tradition in creating the Classical Essay(Xiao Pin Wen ‘小品文’) with classical literary Chinese. By the way, the writing of centrifugal tendency in creating experimently the Classical Essay(Xiao Pin Wen ‘小品文’) constantly was being restricted by the system of filtering out anything out of the Utopian symbolism of literary Chinese, or by the describing system that is not describing one's speaking sequentially according to time but that is presenting symbolically and visually. As a result, the Classical Essay(Xiao Pin Wen ‘小品文’) became both characteristical literary style using various issues and subjects and the style that seek cultural accomplishment, and to fragment into the scenes as destroying standardized classical structure and style. The fragmented scenes was described delicately by metaphor or dialogue.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style was mixed or replaced one another, while The style of playing spatiality through the literally or phonologic pun had been brought to light in creating the Classical Essay(Xiao Pin Wen ‘小品文’). This is the result from literary styling of the discoursing recognizability of the Chinese Gentry(紳士).

袁枚在他的生涯中出版了好多种书，其中有《随园食单》，以饮食文化为主要内容。众所周知，入明朝，由于出版越来越普遍，并且社会上对实用书籍的需要逐渐增加，文人也脱离传统书写的要求，居然开始将自己的眼光转向其外部。特别是明末时期，有关饮食的书籍并不少见，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我们一翻开《随园食单》就看出该书的实用价值，例如列举各地之菜，且介绍其菜的调理之方等等。那么，我们可以解释袁枚基本上迎合文学发展的大潮流，去完成该书吗？不过，当时士人仍然对提及饮食持有批判的态度，袁枚当时也是如此。然而他不顾这一切，出版了该书，这决不只是为经济上的目的而做的。那么，他已经以一古文为闻名，到底为何玩弄“小技”呢？· 首先，我们非得指出袁枚的观念。他不愿囿于当时各种束缚，因此就肯定讲究饮食出乎人的欲望。还有，为了搜集有关饮食材料，事先应该有很多接触饮食的机会。这一点上，袁枚可谓是个十足的人，别说他自己本来很喜欢吃食物，加之他虽然退职归隐于随园，但却害怕疏远于人家，因而随园便变成一种社交界，并且自己也欣然应人家的邀请访问。他自然不断的参加了各种宴会，这无疑是提供和巩固执笔的基础，因为他平时习惯了不断记录身边发生的种种事情。至于他的执笔过程，每次他尝到一些特别风味，就派家厨学其做法，或者叫人家的厨子来随园传授秘诀。我们从中容易看出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注意的是，据考察，可以推测他不是本来有意于写《随园食单》加以记录饮食方面的信息。也就是说，他平时以认真的态度积累着饮食方面的材料，后来应付社会上的需要才加工出世的。就这个角度来看，《随园食单》是源于袁枚平时记录的习惯，进而由此可以导出一个结论，即是他所出版的书籍庞大的原因也在于这一点。他卜居和修缮随园时，都照‘随’之含义而办的。他曾经写出《随园随笔》，该书题之以‘随’，我们要另眼看待他为何使用这个词汇，虽然随笔已经是很普遍通用的词汇。总之，袁枚随自己的兴趣，随时从事摘录，从此编撰了很多书籍，当然也包括《随园食单》在里面。

中國傳統社會一向是以男尊女卑思想为主，在這樣的社会中女流作家的出現是極其罕見的現象。不過歷來也有一些極有文采的女流作家出現, 像漢代蔡文姬, 東晋謝道韞, 唐代薛濤, 宋代李淸照, 朱淑眞, 淸代顧大淸等。她們旣不遜於同時代文學界的男性作家且能在獨占文字文化的男性文人圈中獨樹一幟。柳如是是明淸易代之際的著名歌妓才女，她嫁給了曾出仕淸廷的明朝遺臣錢謙益。錢謙益于明朝被目爲叛逆, 于淸朝被列爲貳臣, 加上被淸乾隆帝指斥爲“反復小人”, 進而淸廷下令將錢氏文集劈版毁禁, 連而柳如是的詩文也遭受連累, 被深封嚴錮, 難見天日。由於這些緣故她所留下的作品很少被世人硏究, 就連頗有文采的詩稿也得不到好的評價。 有關柳如是正確的記載是從陳寅恪(1890～1969)≪柳如是別傳≫一書出版後方爲大衆所知。陳寅恪晩年在盲目臏足之艱難情況下, 經過十年(1954年～1964年)的硏究, 終於完成了一部多達80餘萬字的巨作。這本巨作揭示了柳如是不被人知的生平事迹, 並解除了衆人對她的誤解。陳寅恪爲完成此書, 尋訪了許多明末淸初的有名人士, 並搜集了不少有關資料, 如: 詩文集、正史、雜史、野史等。他所精硏的文史資料多達一百多種。讀過≪柳如是別傳≫的人, 無不驚歎它的精密, 從而對他的硏究精神倍加敬佩。目前有關柳如是的生平及其作品年代等方面的考證, 皆以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作爲依據。 本文就以旣有之硏究資料作爲基礎加以詳解柳如是之生平及其詩文集。且以“觸景傷感”, “托物寓意”, “惜別抒情”三個主題意識來探討她的詩。 明亡時柳如是勸錢謙益以死全節, 錢謙益卻答應淸廷入宮, 一心圖謀前程。柳如是悲極自盡未成。後與錢謙益二人積極參加反淸復明的活動。從這些行踪中我們可知她强烈的愛國精神。這種慷慨悲憤之氣在她的詩中也充分有所表現。陳子龍曾評其作品爲“大都備沈雄之致”就是指這些愛國詩而言。本文起初意將‘感時憂國’也列爲一節, 與‘觸景傷感’、‘托物寓意’、‘惜別抒情’並列爲4節來進行探討, 除此之外並將詩中典故利用之藝術技巧, 亦加以分析。只因書面有限, 故不得不將有關‘感時憂國’之題及詩中所表現的藝術之技巧等課題留作後日硏究。

本稿在閨情、詠物、感懷這三個方面考察陳子龍詞的特徵, 而论述了他在明末清初词学史上中的地位。 陳子龍詞的題材範圍比較狹隘, 以閨情、詠物、感懷這三種居多。 閨情詞的創作很可能觸發於他和柳如是的戀情和幾社詩酒唱和的風流氣風。 他寫的閨情裏包涵著他的感情和思想: 前期閨情詞裏主要溶入了遲暮之感; 後期詞裏興亡之感和黍離之悲。 詠物詞居多的原因跟唱和活動有關。 詩社活動中的鬪詞之戲讓雲間詞人選擇最親熟的詠物題材。 他的詠物詞決不是文字遊戱。 他是通過描寫景物意象, 寫出了詞人所共感的感情和氣分。 明亡前後寫的他後期詞裏感懷的題材居多。 甲申政變給他的詞加深了悲哀情調。 他的殉國行爲對他詞深度和廣度的擴大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連他的後期閨情詞和詠物詞都被認爲寫出忠貞的感懷詞。 他充分認識詞體的藝術特徵, 在作詞方面反映了自己的詞學理論。 他重視詩歌的言情技能, 也肯定了詞的抒情傳統。 雖然他的詞體認識是片面的, 可是按自己的詞論作詞, 讓明末淸初詞人再注視詞固有的美感特質, 對詞學中興起了一定的作用。

趙翼是淸代著名的詩人, 也是詩論家, 還有史學家的身分. 趙翼與袁枚.蔣士銓齊名, 乾隆時期稱爲三大家. 他得了在詩歌方面的成果, 而且得了在詩論方面的成就. 因此憑着他的豊富的詩歌創作和傑出的詩歌理論的蓄積, 他能寫以詩論詩的論詩詩. 本論文拿趙翼的論詩詩要硏究趙翼論詩詩的特徵和在詩史上論詩的意味. 論詩詩作爲一種獨立的批評文體, 則是以唐代大詩人杜甫的<戱爲六絶句>的出現爲標志的. 從中國詩學解釋學發展史的角度來看, 杜甫的<戱爲六絶句>有着極爲重要的意義: 他打破了以往‘以文論詩’的批評傳統, 開創了‘以詩論詩’的詩學解釋學新體制. 論詩詩由南宋向金,元發展的科程中, 出現了兩個對論詩詩有突破性貢獻的人物, 這就是戴復古和元好問. 戴復古的<論詩十絶>和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繼承杜甫的<戱爲六絶句>, 發展論詩詩的角度來看, 有着很大的意味. 趙翼以詩的形式展開自身的詩學主張. 趙翼有着詩史發展觀念. <論詩>裏主張“詩文隨世運, 無日不趨新”. 趙翼的史學家的觀點使他能從才人代變與詩隨境變的角度整體觀照詩歌史. 趙翼在詩歌創作方面主張創新的理論. 他在≪甌北詩話≫論及“‘新’豈易言! 意未經人說過, 則新; 書未經人用過, 則新; 詩家之能新, 正以此耳.” 還有趙翼用論詩詩展開多樣的批評觀點. 譬如說詩歌鑑賞批評, 唐宋之爭, 詩窮而後工, 文人相輕等等. 趙翼論詩詩的形式以‘以文爲詩’的藝術手法和詩體的多樣化的兩個特徵能分類. 因爲論詩詩是用詩的形式展開詩論, 所以自然的使用以文爲詩的手法. 因此論詩詩把議論的內容自然地展開. 以前的論詩詩大部分是七言絶句的形式. 到了趙翼的論詩詩, 詩體擴大. 趙翼出了絶句以外, 用律詩,古詩作論詩詩. 詩體的多樣化就詩內容展開的多樣化. 筆者通過本硏究期待能重新估計當詩人同時當詩論家的趙翼, 能考察論詩詩的歷史.

本论文关注淸代文人社会中广泛进行的名为‘扶乩’的占卜形态，考查了它的起源和变迁，宗教特性，文化心理, 及其在中国文人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尤其是文人笔记里面记载着不少关于扶乩文人自身的直接或间接经历，本文以这些笔记记录为中心，追寻扶乩信仰的核心要素--‘文字性’的意义，因而阐明扶乩和文人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扶乩信仰起源于南朝时期，一直可以追溯到‘紫姑神’。据南朝宋劉敬叔的󰡔异苑󰡕记载, 紫姑本是一个人家的妾，因受其妻嫉妒而死。人们在正月十五这天制作紫姑形象的人偶进行祝愿，神就会显灵，告诉人们占卜的结果。这时，拿着人偶的人会感觉到人偶变重，神就降临，如果占卜的结果好，人偶就会欢快地跳起舞来，如果占卜的结果不好，人偶就会仰面头睡起觉来。 紫姑信仰可以说是巫俗凭依，艾良德(Mircea Eliade)的 ‘死者家’, 以及女性, 农耕等宗教象征体制相混合构成来的民间信仰。 然而后期的紫姑信仰并没有保持这种最初的原形，而是逐渐转化成纯粹的扶乩信仰。这种变化主要可以从宋代的文献中得以确认。变化的核心是从紫姑的‘人偶’变为紫姑的‘笔’。 到了宋代，紫姑神开始拿起‘笔’的工具，她不再只是用舞蹈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而是开始用赋诗等具体的文字形式表达。以苏轼为首的宋代文人对具有文字能力的紫姑神很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神的灵验，而是对她所具有的人文性和文学素养给予很高的评价。 信仰的焦点转移到神所具有的语言文字能力上，紫姑原本具有的一般农耕神⋅蚕业神的性格逐渐退化。神不再只依托自身形象的人偶降临，而是通过文字获得了一连的表达能力。紫姑的神性逐渐变得个别化，个性化。 从普遍到个别的分化, 从共同体的神到个人性的神的变化, 紫姑信仰使很多个别的紫姑诞生，带来紫姑自身无化的结果。从紫姑神开始依靠个性的文字开始，紫姑信仰就失去了农耕神、蚕业神的普遍性格。信仰的形式反而压倒了信仰的内容，发展成为日后的扶乩信仰。紫姑分化成各种各样的 ‘乩仙’, 她的形象也被 ‘乩笔’所代替。她的舞蹈变成用文字表达的 ‘乩语’。 淸代的文人对紫姑消失了的扶乩信仰、即通过灵媒呼唤乩仙，让神在乩盘上移动乩笔写出乩语的方式独特的占卜很感兴趣，并且积极响应。这与宋代的文人主要对赋诗等神的文字能力感兴趣的事实不同，他们对神的符号化的象征性的语言—‘秘密的知识’的共享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比如将来会发生的事，或者自己无法到达的地方发生的事，人的命运，隐含的真理，生与死，神的世界，宇宙万物等神掌管的领域中隐藏的知识。严密地说，扶乩与其说是宗教呪术行为，不如说是窥视神的隐密记号，探索其中隐藏的秘密知识的欲望的游戏。 尤其是纪昀很清楚扶乩在内的这种游戏的性质，他认为这是和神的领域进行真正沟通交流的场所。正如‘鬼不自灵, 待人而灵’这句话所表现出来的，他相当注重在扶乩中与 ‘灵鬼’接触的‘人’的作用。结论是淸代文人对扶乩的关心和响应是对以文字为媒介，对神的领域的接近的知识性、宗教性的欲望的表现。 传统时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欲望和宗教欲望之间存在着某种纽带，扶乩恰恰反映这两个欲望之间的相互沟通融合的局面，即知识欲在内的宗教特征和宗教欲望在内的知识特征。扶乩, 即知识和宗教相互融合的文化行为中，文字以重要的媒介登场的理由就是在中国文字本身就是这两个领域上统一结合来的产物。

Liaozhaizhiyi(聊齋志異) is a famous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in the Qing(淸) dynasty. So a story named Toutao(偸桃) in it can be accepted as a fiction. In fact, it is just a record about a magic performance. I mad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is magic program. The result is as follows. Toutao(偸桃) is a name of a performance program which includes two types of magic. One is a rope magic performance in which the rope is rising to the sky by itself. The other is a killing&resurrection magic performance in which the magician kills a person at first and then brings him back to life.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we can say that they originated from India. At the beginning, each magic act is performed indivisually. Afterwards, two magic acts constituted a program performing the so­called story of stealing heaven's peach. The change like this seems to occur in the 14th to 17th century. Toutao(偸桃) is a rare and important instance which describes the state of magic performance in the Qing(淸) dynasty. So I think it is desirable to put a high value on this record.

19世纪中国‘文’领域的变化中, 尽管其性质复杂多歧, 却最受瞩目的就是沟通体系本身的变化.沟通体系的变化固然是每个时代所呈现的现象, 但这在19世纪-20世纪, 其变化的幅度与性质是空前的, 故更能受到人们的关注. 这种变化不仅引起了社会上的变化, 甚至影响了人的意识与感性结构, 因此从这一点来看, 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这篇文章里, 我要探讨‘文’领域与新媒体(新闻报刊)间的关系. ‘文’是通过各种语言结构来联系人与世界,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媒体. 作为一个媒体的‘文’, 其功能是在社会的沟通体系、制度内, 通过与其他媒体的关系中得到确定的. 换句话说 每当发生媒体体系内的变化如新媒体的出现等, 则其内部的各种媒体也受到功能与角色上的调整. 同样, 当探讨新闻报刊等的新媒体与‘文’领域的关系时, 我们也应从新闻报刊的出现对现有媒体体系的变化层面上着手. 不过, 我们在这里必须注意一点：即新闻报刊这个印刷媒体 它具有如现有‘文’领域一样的媒体性质, 但其本身又是‘文’领域的一部分. 当然它不单纯的属于‘文’领域, 而具有现有‘文’领域所没有的特殊形态与性质. 简言之, 新闻报刊是为整合以‘文’为形式的各种沟通媒体的媒体. 因此, 尽管‘文’与新闻报刊的关系为媒体与媒体间的关系, 两者形成互相竞争与互补的关系, 但又不同与其他媒体之间的关系, 而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 尤其是从新闻报刊一起的社会体系与制度上的变化来看, 我们就不能单纯视之为现有媒体中新媒体的出现, 而是要把目光放出到它所带来的沟通世界空前的扩展上. 即19世纪‘文’领域, 因其媒体体系的变化而得以扩展的沟通空间为基础上, 达成了自我调整. 因此, 本论文以19世纪中国整个媒体体系中‘文’领域产生的功能变化为着眼点, 欲从19-20世纪初发行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 廣東), ≪遐邇貫珍≫(1853, 香港), ≪六合叢談≫(1857, 上海), ≪中西聞見錄≫(1872, 北京), ≪瀛寰鎖記≫(1872, 上海)为中心, 探讨‘文’领域与新媒体的关系, 尤其着重分析作为‘文’领域一部分的新闻报刊如何与现有‘文’体系形成关系,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文’领域上发生的变化.

1898年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梁启超)在标榜“中西并重”的同时, 建立了包含文学科在内的10个学科的知识体制。在这里, 文学的含义是被置于中西的交接点, 或者说是折中地带的。文学是一个动摇于词章与外国语(文)之间的概念。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以日本的学制为样本, 将学问区分为“政治科, 文学科, 格致科, 农业科, 商务科, 医术科”等七个分科。在文学科中包含了“经学, 史学, 理学, 掌故学”。因此, 这里的文学是与中(国)学类似的概念。1904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又将文学科分为经学科和文学科。文学科由“中国史学, 万国失学, 中外地理学, 中国文学, 英国文学, 法国文学, 日本文学”等构成。在这里“中国文学“第一次作为独立的知识而登场。而其内容也与传统词章(学)一致。在这种脉络下, 也就构成了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就这样伴随着“中国文学”这一知识在大学制度中基础的奠定, 文学的含义逐渐与词章学对峙, 并逐渐变得明确起来。因这其中包含了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构造, 之后应该如何规定“中国文学”内涵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焦点。围绕与系统指向相悖的传统文论认识方法的论争的爆发也正是源于此。经过之后的新文化运动, 以胡适等北京大学教授阵容为中心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逐渐形成制度并固定下来。

The first half stage of the time in 20th century,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has two kinds of important features as follow. The first, attaches to translate the literature of Western civilized countries. The second, concerns to translate the literature of puniness race which have national crisis as China. But, translation of Korean literary works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ree kinds of ideology. The three kinds of ideology is ideology of puniness race, anti-Japanese nationalism and trendof proletariat literature.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of puniness race" origin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modern search and be awaken of nationalism in early stage of 20th century. Mainly from China invaded by Japan, Anti-Japanese nationalism has a profound effect on Chinese intelligentsia, and even, on Chinese society. At the same age, the trend of proletariat literature which has influenced Korea, China, Japan widely, is also make an important affection in China. The ideologies directly influence Korea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selection of works (novel) and tactic of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in China, and also, made an impact on Chinese intelligentsia.

最近几年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底层叙事”, 它主要是指以中国底层民众的生活为题材的小说, 以及针对这些小说评论家和社会各界所做出的反映。应该说, “底层叙事”的出现和中国近几年飞速产业化以及城市化现象有着密切联系。底层问题开始为知识分子们所关注。“底层叙事”所表现的问题意识和韩国70年代的“民众文学”正所谓不谋而合, 韩国6、70年代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 出现了低收入、恶劣工作环境、过大劳动强度、土地被开发商侵占等社会问题, 底层问题在“民众文学”中得到了细致的刻画与讨论。 本文中在上述“底层叙事”与“民众文学”的类似背景基础上, 以底层突破现实的方式为切口, 分别挑选了中国作家曹征路的≪那儿≫、≪霓虹≫和韩国作家赵世熙的≪矮子射上去的小圆球≫为对象来作比较。曹征路的这两篇小说叙述的是下岗工人的生活, 下岗工人虽然已经离开了原来的集体---国有企业, 经济上已经跟原有的集体脱离了关系, 但是他们在精神上、文化习惯上仍然保留着原有的集体主义精神, 而作家曹征路也正是看中了这种社会主义集体所遗留下来的财产, 并将其发挥, 在小说中勾画出一种新的共同体, 本文中将其命名为后社会主义式的共同体。赵世熙的小说写的是城市贫民矮子一家贫困的生活, 矮子全家无论怎样拼命干活, 可还是入不敷出, 作者通过特殊的叙述技巧, 表达了现代隔断的沟通、冷漠的人情等, 将底层的敌人设为现代制度本身, 作品中的人物通过永久的爱心、英法革命路线的效仿、以及暴力杀人等三种方法来试图克服它。本文中将这些方法命名为脱现代性的反抗方法。 曹征路和赵世熙之所以在底层的现实突破方式上采取了不同的视线, 同作家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以及社会环境有密切联系。虽然两位作家描写的都是城市底层, 但中国的下岗工人和韩国的城市贫民在文化取向以及思维习惯上大相径庭。这些差异源于中韩两国几十年来走的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所以, 我们应该注意到, “底层”同为“底层叙事”和“民众文学”的关键词, 但其所指代的群体却不尽相同, 这同知识分子的叙述角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知识分子们关注底层时采取何种视线将关系到今后文坛的发展与中韩文学的交流。

陳騤的文则是中国修辞学上最早的一部修辞学专著。陳騤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文章类别、风格、修辞法、文体区分等一系列问题开展了深讨，其理论成果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对比喻的论述和分类代表了古代比喻理论的最高水平。汉语比喻理论在陳騤以前没有真正从形式上寻找规律。在对比喻进行详细分类时，陳騤注重从语言形式上寻找比喻的特点，这为现代修辞学对比喻进行系统的分类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根据比喻词的有无和句子结构方面将比喻分为直喩、隱喩、類喩、博喩、詳喩、對喩、引喩、簡喩、詰喩、虛喩等十类。但在分类方法上也有不少缺矢，分类未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划分。

顾名思义，合成複合詞由合成(派生)和複合的两种生成机制來産生，同時继承了动词中心詞的论元结构，勢必牵涉到構詞和句法的兩個部門的運作, 也會受到语义解釋與韵律条件等限制。基于语言运算系統中的界面条件，本文针对漢語合成複合詞的內部結構與其構成語素之間的排列問題進行全面的討論, 以力求探討各自獨立而又相互作用的語言內部系統的種種因素如何推導最優化的語言表達形式。具體硏究包括, 句法-構詞部門之間的內部界面以及音韻、語意部門在外部界面上的互動關係對構成漢語合成複合詞的限制與效應。

通过研究得知漢語的疑问句裏所使用的語氣助詞‘啊’有下列幾项规则性, 第一, 特指疑問句裏在旧信息已經被提供的情况下, 问聽者新信息时, 句末可使用‘啊’, 特指疑問句有通过疑问代词询问新信息的功能, ‘啊’在此具有添加語氣的功能, 而且在话语环境里是否有旧信息的存在, 则是判断是否该使用‘啊’的重要条件。第二, 选择疑问句中‘啊’的使用, 根据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分析得出以下的规则性: [A还是B啊?]⋅[A啊还是B?]中A属于[客观明确的情况]或[明确的事实]或[一开始就有的情况], B部分则是属于[说话人对正在进行或被观察的情况感到不满]于是带有[说话人的指责⋅不满(这些都以对话隐涵的方式表达)]或[说人的提问](参见3), 第三, 正反疑问句则根据Sinclair和Coulthard所创立的口语分析模式进分析, 结果得出两项规则性, 其一, 是在一般情况下是先有一个话语之后对方再对此进行被预测到的猜测性提示, 其二, 在可预测到对方给予肯定回答的情况下, 说话人以正反问句式提问并句末可带語氣助詞‘啊’。

本稿, 为了解释现代汉语疑问词‘怎么’构成的疑问句表现的几个不同的意义(起因和方式, 等等)而写的。 至今为止, 对‘怎么’比较一致的的说法是: 这种歧义现象由‘怎么’这个词汇在词库里原有的两种不同的语义投射到句子中造成的。这种说法建立在动词应该表示动作或者行为的假设上, 即认为动词以动作性为中心。可是, 按照我们的看法, 现代汉语的动词也能表示一个以静态性为中心的词义, 也能构成判断语义的句型。这种以静态性为中心的动词定义能帮助我们解释: 现代汉语只用一个‘怎么’来表示在时间结构上完全不同的两种语义, 方式和起因。 本文还讨论了, ‘怎么’这个词汇的词性。对此, 一般主张是, ‘怎么’这个词汇在词库里具有两个不同的特资: [+谓语]和[-谓语]。‘怎么’的[-谓语]特资使得可以成为一个修饰动词短语的状语; ‘怎么’的[+谓语]特资使得可以用在句子的谓语。可是, 这种说明法不够严密。以静态性为中心的动词定义来看, ‘怎么’原来是一个可以用在谓语位置的词汇, 而且能带自己的目的语。‘怎么’作状语的原理和<第1动词+第2动词(动补结构)>上的第1动词作第2动词的状语是一样的。 总之, 我们认为: 现代汉语疑问词‘怎么’就是一种具有[+谓语]特资的词汇, 有时候投射到动词短语之前, 可以起到状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