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rticle

中國詩歌中的絕句是從律詩中派生出來的，而對聯則是取律詩中頸聯或頷聯部分而發展形成的一種文學形式。正如散曲是從戲曲中分離出來後所形成的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日本文學中的短歌是從長歌結尾部分分離出來的文學形式，俳句是連歌的首句發句分離出來後所形成的文學體裁。另外，中國的小說融合了散文和詩詞和對聯等文學形式，講唱也是由散文和韻文交織而成。日本文學中的連歌是短歌的反複，歌物語如中國的戲曲和講唱是韻文和散文的結合體。我國的雜歌同樣也是多種文學體裁的融合體。正如在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中一些新的文學體裁都源自於已有的文學體裁，產生新的特點，或是融合了兩種以上的文學體裁後所形成一樣。可以說這種現象是文學體裁派生和融合的一種普遍現象。由此我們可以推出兩章時調是在由三章所構成的時調的基礎上所形成的。而且我們可以發現在以前的時調作品中已潛有兩章時調的可能性. 但我們可以明確地了解到即便兩章時調源自於已有的時調，與作爲母體的時調已經分家，而且不同於作爲母體的時調。從這個角度來說，考察以時調爲基礎的兩章時調時，不能說兩章時調取代了之前已有的時調，而是要創作者根據表達內容的需要，在新產生的兩章時調與以前的時調兩種並存的形式中，選擇一種更合適的文學體裁。如果說善於創作兩章時調的文豪得到民眾的關注繼而可以使得兩章時調成爲一種大眾化的文學體裁的話，正如中國的對聯和日本的俳句，因爲短小精悍受到民眾的歡迎，創作者更加追求語言的精雕細琢，那麼我國的兩章時調在韓國語方面雕詞琢句的作用也可見一斑了。

庾信(513-581)的〈杨柳歌〉無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與當时所流行的横吹曲辞〈折杨柳〉截然不同，而且也和汉代的相和歌词〈折扬柳行〉毫無关系。首先从形式上看，该作品作为由34句7言诗句组成的长篇诗歌與由8句5言诗句组成的〈折杨柳〉不同。其次，在内容上，以往的乐府诗大都歌唱“折杨柳别”的離别场面或由離别而生的思念等大众化情感，而庾信的〈杨柳歌〉却與此不同，它以暗示、含蓄的方式将個人的復杂的内心世界表达出来。庾信在该诗歌中诉说了一代王朝的历史，为自己的立场做了辩护，而且还追忆过去，并吐露了其间自己的感受、情感和心情。可以说，以杨柳所具有的離别和思念这種大众化的情感为基础，通过與杨柳相关的各種故事及它所具有的形象，以比兴寄托的手法歌唱了历史漩涡中自己坎坷不平的人生，从而形成了庾信所特有的高度形象化、具有浓厚含蓄美的文学世界。据分析，该作品大概创作于575-577年庾信任洛州刺史期间，而创作动机极有可能源于扣押在北方的王克和殷不害等南方人士575年返回江南之际诗人復杂微妙的心境。同时不可排除这正是诗人为他们所谱写的送别之歌这一可能。诗人在该作品裏所诉说的可以看作是笼罩在没落的王朝历史阴影裏的他的個人史。庾信晩年的復杂微妙的心情和内心的曲折不平尤其表达透彻，该作品即使與庾信的晚年诸代表作相比也毫不逊色。

李白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位，到今很多人喜欢背诵他的诗歌。李白诗歌的风格是豪放飘逸和浪漫，其內容是以悲哀爲主。一般来说把理想的目标没实现来的时候, 悲哀这感情就发生，所以在分析李白追求的理想的情况之基础上可以分析李白的悲哀。对于李白的悲哀的以前的研究都是集中在获得政治功名的失败。可是据李白的全诗文，我们可以发现他悲哀的原因不至于这一点。所以为了分析他悲哀的原因，首先要看李白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追求什么样的理想。生长在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的李白通過接触了多样的思想，形成了以自己爲中心的价值观。他想夸示以自己爲超越的存在，想永远地留下自己的名誉。但是唐帝国的体系是在儒教的宗法系统的基础上建立的以天子为中心的体系。所以在李白追求理想的时候，他的自己中心的价值观和唐帝国的体系冲突起来产生矛盾。據他的詩文可以歸納他追求理想在四个方面：历史的英雄、永远的生命、自然合一、水平的交流。这样的四个方面的理想追求有‘多元性’的特点，所以这四个方面之间有‘转移性’和‘同时性’。虽然李白在这四个方面上一生努力成就理想，可是他都失败了，所以他一直在悲哀的感情裏生活了。 1) 李白一生拼命地努力取得官职，功成身退，可是只两个多年以翰林供奉在职罢了。再说他在任翰林供奉的时候，他只不过一位御用文人罷了。其原因有三: 世人不认识他的才能的情况、皇帝不理睬他的情况、奸臣的讒言和謀陷。2) 获得永远的生命的理想是本來不可能實現的。通过自己的经验及历史上的警戒，李白知觉到神仙术和炼丹术的虚构性。可是他不能放弃这个理想一直追求了，以至于失败和悲哀了。3) 虽然李白在自然之中感觉到悠悠自適，可是因为他追求另外一个理想：功名，所以他不能留下在自然之中。4) 李白跟很多的人士交流了，但是其友谊的深度没那么大，所以在很多的情况下他一个人過了很孤獨的时间了。

묘선고사는 중국 출생 관음보살의 일대기를 다룬 이야기이다. 이것은 송대에 정형이 완성된 후 희곡, 잡극, 소설, 보권 등 많은 파생서사를 낳으며 민간에 전해지게 되었다. 당시에 여성관음 묘선고사는 문화예술 방면에서 새롭게 환영받는 하나의 키워드였을 것으로 추측된다. 묘선고사의 정형이라 평가받는 원대 관부인의 <관음대사전>에는 공주의 몸으로 온갖 고난을 이겨낸 뒤 보살의 지위에 등극하게 되는 묘선의 일대기가 영웅의 서사와 흡사한 방식으로 기술되어 있다. 사실상 관음보살은 인도로부터 중국에 전입된 후 男身像에서 女身像으로의 전환을 겪게 된다. 묘선고사는 관음의 女身化 경향과 긴밀한 영향을 주고받으며 민간관음신앙에서 절대의 영향력을 행사하게 되었다. 즉 여성관음신앙이 민간에 뿌리내리는 데 결정적인 역할을 하였다. 이리하여 묘선전설은 관음의 여신화와 중국화에 대한 논의에서 빠지지 않고 언급되고 있다. 묘선고사와 그것을 개작한 많은 서사가 민간에서 생산되는 동안 관음신앙은 중국화를 겪게 되는데, 일련의 묘선고사에는 이러한 노정이 잘 반영되어 있다. 본고에서는 그것을 ‘儒佛道의 융합’이라는 관점에서 고찰하였다. 아울러 이러한 과정 중에 드러난 관음의 특징으로 “神性”과 “人性”에 대해 주목하였다. 관음이 神性을 보유하게 된 것은 관음신앙이 내포하는 공리성 때문이다. 신앙의 전래 당시에는 관음의 “救難力”이 집중적으로 강조되었는데 이후 사회문화의 발달에 따라 “造福力”이 더 중시되어지게 되었다. 본고는 이러한 관음신앙의 변화를 표현하는 것으로 超度모티브를 그 대표적인 예로 제시하였다. 관음의 “人性”은 주로 묘선고사의 서사방식을 통해 드러난다. 중국에서 생산된 관음신세고사의 초기정형에서 관음은 보통 사람의 모습으로 출현한다. 그러나 관음은 여전히 다른 사람들과 일정한 거리를 둔 채 형상화되어지고 있으며 일반인과는 다른 특별한 사람으로서 신비성을 갖추고 있다. 이것은 그 형상이 여전히 종교적 이미지로 읽혀지고 있음을 의미한다. 그러나 전래 초기 신성성만으로 가득 찬 관음보살의 위상은 “신성과 인성”으로 인해 균열되기 시작한다. 그리고 중국화를 통해 관음의 이 새 의미인소는 작가의 창작과정 속에서 강화되고, 마침내 관음위상의 전복을 야기하게 된다. 묘선고사와 그 개작에 대한 탐구는 문예에서 심미적 대상으로 운용되는 관음형상에 대한 이해에도 도움을 줄 수 있으리라 기대된다.

自胡適以後, 尊奉‘曹雪芹自敍傳說’的‘考證派’論者們只把《紅樓夢》前八十回 認爲是曹 雪芹的原作, 卻把後四十回看作是高鶚等違背曹雪芹原意續書的低劣文章｡ 他 們之間甚 至還呈現出“各人自掃門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雪”的現象｡ 可是, 筆者認爲: 這些 各執己見 的亂麻都是由他們心胸狹窄忽視了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的形成傳統―所有長篇巨 作一般都 是經過歷世積累而逐漸走向完成的―造成的｡ 因爲過分追崇‘天才曹雪芹’, 他們 忽略了一 個很重要的歷史事實―至少在淸代中葉, 中國還沒有什麽現代性‘著作權 (authorship)’｡ 所 以, 我們不能不給那一部把古代中國敍事傳統最後集大成的一二〇回本《紅樓 夢》賦與一 定的歷史地位｡ 其實, 所有敍事文學不能脫離原故事情節上的合理性脈絡(context), 所以讀到 故事發 展的一定階段, 差不多沒有讀者看不出那情節的來龍去脈｡ 卽是在增刪改作的 續書當中, 這種情況也不例外｡ 如果有人要‘補完’一個‘未完’的小說, 他當然也不能脫離原 作應保持 的合理性脈絡｡ 縱使他要改變故事的結局, 那麽也必先掌握了原作的故事脈絡 之後, 方 可開始改寫｡ 一二〇回本《紅樓夢》的最終寫定者―不必在意前後作者是否一 致―也必定 要通過這樣的程序, 終於完成了一部首尾呼應､ 不亞原作的長篇傑作｡ 只因論者們對著作權各持己見, 所以有關對一二〇回本《紅樓夢》的褒貶評論 依然存在 着很多論爭｡ 看來, 其中最突出､ 最麻煩的就是對故事中靑埂峰頑石和通靈寶玉 ､ 神瑛 侍者､ 賈寶玉(有時包涵甄寶玉)的‘本體(identity)’的論爭｡ 至今關於這個問題大 致有兩種 不同的觀點: 一是批判程本任意增删, 維護脂本特别是甲戌本的權威性, 如周汝 昌等; 二 是對兩個神話進行解釋, 試圖將石頭與神瑛侍者二者統一起來, 如朱淡文等｡ 筆者基本上同意後者的結論, 但是論據却與朱淡文等逈然不同｡ 筆者認爲: 一二 〇回 本《紅樓夢》的最後寫定者不但非常關注原作要表達的中心主題―‘空-[色- (情)-色]-空’的世 界觀, 而且同樣也注意到了爲展現這個主題而創造的一個特殊的敍事結構―‘甄[ 眞]-賈[假]- 甄[眞]’的互換錯綜､ 幻夢迷離､ 豊富寓意的象徵敍事｡ 最後, 他洞明了: 從表面 上看, 靑 埂峰頑石-通靈寶玉､ 神瑛侍者-賈寶玉分別是四個兩派的角色, 但這種不同本 質上不過是 因同曲異調的文學修辭法所致｡ 所以, 爲了突出這樣的本質, 他決意改寫了第一 回中的 有關部分, 幷補寫了第一二〇回中甄費給賈化解明的那一段｡ 他的這種作法原 本就根基 於“道生一, 一生二”的傳統道家思想, 還基於佛陀可超時空現身的佛家思想｡ 特 別在佛道 融合的淸代民間思想當中, 這種作法是很可能被自然接受的｡

This paper aims at two points: First, it tries to find the position of two transcription systems in Fanyi Laoqida in the scope of Chinese Mandarins, in terms of the characters' pronunciation; second, it attempts to determine and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group. Various Chinese Mandarin dialects (a.k.a Guanhua) ar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Northern type and Southern type. For this paper, the author applies biological classification method with pedigree diagram, and concludes that the Middle Ages Korean Chinese (in terms of its Characters' pronunciation) is a kind of pan-regional Mandarin, which is also a sister with the Northern type Mandarin. The author notes that biological classification method with a pedigree diagram has its own limits, when applied to languages such as Mandarin, because the exclusive innovations in languages come from both outside impacts as well.

在漢語裏典型的詞匯致使就是補充型致使結構｡同形型致使結構和數量結果賓 語型致 使結構是典型的詞匯致使和形態致使之間的連續体｡如果把詞匯致使的范圍擴 大, 把不典 型的詞匯致使結構也包括進來的話, 同形型致使結構和數量結果賓語型致使結 構也會包 括在內｡本文硏究､比較了補充型致使, 同形型致使和數量結果賓語型致使的如 下特征, 卽, 蘊涵性､能表達的語義范圍､致使者種類､致使者的意圖性､被致使者種類､被 致使者 對被致使事件的自控度､被致使謂詞特征､致使的直接性等特征｡通過特征比較 發現了他 們之間的共同點和不同點｡這些種種特徵表明, 在詞匯致使的典型性方面, 補充 型致使是 最典型的詞匯致使, 數量結果賓語型致使的典型性相對較差一些, 同形型致使處 在補充型 致使和數量結果賓語型致使的中間位置｡

現代漢語裡以‘多+XP’所組成的疑問句和感嘆句具有不少句法上的共性, 但是‘多 +XP’ 的疑問用法可以充任焦點､话题, 感嘆用法却受到干涉效應的阻擋｡本文以語用 上的信息 結構和句法上的邊緣结構之間的對應關係为着眼點, 来试图探讨句法 语用界面上疑問和 感嘆､焦點和話題之間的互动和限制｡本文指出, 感叹算子和疑問算子分別合倂 在边缘结 構的語勢短語和疑問､焦點短語上, 兩者所站的不同合倂位置就是導致疑問和感 嘆用法的 不對稱現象之主要因素｡